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诸种因素的综合力量造成的。这种综合力量是由许多个分力构成并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各个分力。饮食文化的发展自然也不能例外,它是个由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制约的动态过程。同时,如同各学科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一样,饮食文化也有本身的运动规律。它不可能与社会发展的节奏完全同步。

“贱人逮豆腐”—菽文化

菽,最初是我国古代豆类的总称,后来专指大豆。大豆是中国的特产和原产,这已经为世界所公认。近世,世界各国的大豆栽培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去的。因此,英、法、德、俄等文字中的大豆名称便都是中国大豆——“菽”字的音译。

中国历史上的厨师称谓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尚食传统和灿烂饮食文化的国度,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和讲究饮食之道。因而,厨师制度也同样十分悠久和完备。在长达三、四千年的历史上,由于时代、地位、职司、分工、性别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厨师的称谓也就呈现了很复杂的现象。见于史录者,竟有数十近百种之多,因此了解各种称谓,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变化。

“后门”古今谈

“后门”一词,已为时人耳熟,但它词义的古今演变,却并非常人所了解。笔者以为,就此做一番考据,则有助于人们对某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夹谷之会在何处?

江苏省赣榆县夹山乡汪于村西北,有一条深谷夹于群山环列之中,被称作夹谷山,又叫祝其山。“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代表鲁国与齐国国君在这山上会谈,现已辟为古迹区,山上有遗碑五块,一碑为‘孔子相鲁会齐侯处’。”(见《羊城晚报》1986年2月20日第1版,其消息来源,注明系“据《新华日报》”。)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至其逝世,未及战国,不能以“春秋战国时期”连称。夹谷之会,他并不“代表鲁国”,当时是鲁定公自己赴会的;“孔子相鲁”固然有《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为依据,但是终春秋之世并无相国之官称,孔子只是做过鲁国的傧相,事权仅在礼宾而已。夹谷之会地点,明末经学家、史学家顾炎武有考。《日知录》卷三十一:“《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日: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

陈独秀的名、字、生年和留学学校

陈善学同志所撰《五四时期的几个历史人物》(《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提到陈独秀的经历,其中有云:“陈独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到日本留学者日渐增多。这时,陈独秀也去日本,在东京大学学习。”我见到过一个第一手材料,可以补充和订正这些记载。

二十世纪的一个“神话”

梁效不愧为江青的御用工具,竟然宣称武则天“利用佛教打击儒家”,他们用的是“历史研究”的名义,却简直是在“创作”二十世纪的新“神话”。鲁迅早就说过:“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鲁迅全集》第五卷二四五页)按:三教辩论是在初唐,到了武则天时就已“变成大家打诨”,说是“三教同源”了。武则天确曾大大“利用佛教”,但她不是用来“打击儒家”。武则天示意她的嬖臣薛怀义纠集和尚伪造《大云经》;还有些和尚又为此注疏,那就是伪上加伪了。《大云经》已佚,《大云经疏》也只存残卷(且已被盗往国外)。有的同志用两唐书探究《大云经》

冯桂芬与沈桂芬

在清代,苏州先后出了姓异名同的两个名人。一是冯桂芬,吴县木渎镇人;一为沈桂芬,吴江人,两处当时都属苏州府,今则同在苏州市行政区划之内。冯桂芬曾得"少年巍科,中年解组"之称。巍科指科甲名次居高,他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甲第二名进士,亦即取中榜眼。

“锦囊”种种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不会不注意“锦囊”这个名目。锦囊几乎成为诸葛亮的专用品,盛笺纸,授妙策,用的就是“锦囊”。唐代大诗人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云:“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吾身。”锦囊诀,谓妙诀也,亦即妙计。囊中有此,看来还是相宜的。但是,既是锦制的囊,自不限于一种用途。唐人李贺的锦囊,就别有所用。李商隐《李贺小传):“每旦日,出与诸公游……骑駏驢(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囊中所储者,当为诗句材料。

古代小年轶闻

古人有小年之谓。宋末文天祥曾有腊月二十四日所作之诗，诗题就用《二十四日》，称“江乡止小年”。此日即是小年，此夕乃谓小年夜。腊月二十四夜何以称作小年夜？因为是夕祭灶、送灶，至大年夜接灶，过年气氛渐浓。这段时日，准备过年的民俗纷纷呈现于街市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