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人潜力指数的结构化面试在临床医学研究生招生复试中的应用研究

在“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是引领“双一流”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首要措施是招生选拔制度改革。针对当前研究生复试存在的问题,为使临床医学研究生选拔更加科学、公平,为高校输送潜力大、高素质的临床医学人才,本文创新性地将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为评价测试者“非认知技能和个人核心品质”而提出的“个人潜力指数”运用于“结构化面试”中,通过聚焦临床医学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环节,为研究生招生选拔改革提供了参考。

病原体宏基因检测在器官捐献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病原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应用于器官捐献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为器官移植后的抗感染药物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142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病例,收集捐献者的血液样本的mNGS检测和病原微生物培养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42例捐献者中98例在mNGS中检测到病原微生物,阳性检出率为69.01%。其中,59例(60.20%)为单纯病毒感染,12例(12.24%)为单纯细菌感染,4例(4.08%)为单纯真菌感染,混合感染23例(23.47%)。共检测出病原微生物173株。其中,病毒125株(72.25%),细菌40株(23.12%),真菌8株(4.62%)。对捐献者血液样本送检mNGS同时送检微生物培养检测,142例捐献者中20例(14.08%)血培养检测到病原微生物,共检测出21株病原微生物,其中20例(95.24%)为细菌,1例(4.76%)为真菌。器官保存液中培养出病原微生物2例(1.40%)。结论mNGS对病原微生物的检出率高于微生物血培养检测。mNGS检测和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在细菌的诊断上差异不明显,而在检测真菌及病毒阳性时有统计学意义,且mNGS检测比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大幅度缩短检验时长。

强化政策供给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是救治生命、弘扬博爱与奉献,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医学事业,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体现我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党中央、国务院对器官移植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将器官移植从技术层面监管上升到国务院法规层面进行监管。国务院2007年3月31日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1],于2023年10月20日审议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2023年12月4日发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于2024年5月1日正式施行[2]。

2022年全球器官捐献概况

器官移植手术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医疗手段,每年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患者生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随着器官保存和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供器官数量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全球各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1]。

驱动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新机制

肾纤维化,尤其是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是所有慢性肾脏疾病进展为终末期肾病的最常见途径。肾小管上皮细胞在受到慢性损伤后会发生糖脂代谢改变、未折叠蛋白反应、自噬和衰老、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和细胞周期G2/M期停滞等几种适应性反应。修复机制适应不良,会诱导产生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本文将讨论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这些适应性反应驱动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分子机制,为探寻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新的药物作用靶点提供参考。

国外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进展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效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一项突破性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器官捐献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提升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是促进捐献器官转化、改善器官移植预后的关键。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在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和标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文通过探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概念、国际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先进策略及模式,研究器官获取组织、捐献者、捐献器官质控举措,以期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捐献器官获取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某大型教学医院人才管理新方式探索

大型教学医院普遍存在人才激励政策不足、全职引进规模有限、人才培养晋升发展途径受限、考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笔者结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人事处探索的近几年医院人才激励机制的新模式,归纳总结3个方面的人力资源经验:构建精益化全方位人才管理保障体系;制定阶梯式人才发展路线图;深化交叉合作共赢方案。探讨了大型教学医院人才管理新方式,为助力大型教学医院科学、合理、规范化的人才管理模式提供依据。

肝移植受者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肝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和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术后中长期健康管理和免疫抑制方案。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可导致受者出现肾损伤、代谢性疾病和新发恶性肿瘤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增加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风险。目前肝移植受者常用的免疫抑制方案以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为基础,但是CNI引起的肾脏毒性、神经毒性和促进肿瘤复发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受者预后,近年来临床逐渐减少其用量并寻求替代药物。近年来使用以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m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逐渐增多,国内外多部指南均对肝移植受者使用mTORi给出了指导意见。为了更好地为国内肝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参考,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组织国内经验丰富的移植专家,结合已发表的国内外指南、共识和研究进展,经广泛征求意见,共同制订本专家共识。

指南与共识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潜在捐献者院际转运专家共识

2010年,我国正式启动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并从2013年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成为尸体器官唯一合法来源。在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围绕人体器官捐献的系列流程,开展规范化管理和不断创新器官捐献者器官保护、安全转运的方式方法。

肝移植受者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法。随着外科技术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发展,肝移植受者和移植物生存率已显著提高。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CLTR)数据,2015至2021年我国共实施肝移植35 56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者和活体肝移植受者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3.7%、74.5%、68.9%和92.4%、89.3%、88.2%[1]。

法尼酯X受体翻译后修饰调控机制研究进展

法尼酯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是一种由胆汁酸激活的核受体,参与调控胆汁酸、脂肪、葡萄糖和氨基酸代谢相关的基因表达,FXR活性受到多种翻译后修饰方式的调控。常见FXR翻译后修饰方式包括O-糖基化、磷酸化、乙酰化、SUMO化和甲基化等,这些翻译后修饰方式可能影响FXR结合DNA和配体、异源二聚化和亚细胞定位等功能,可能特异性调控下游基因转录表达。不同翻译后修饰可导致FXR稳定性及生物学功能改变,与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本文拟对近5年FXR的翻译后修饰方式及参与疾病调控的机制作一综述,探讨翻译后修饰方式对FXR生理学功能的影响,为以FXR为靶点的机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健康教育路径在肾移植患者中的实施及效果评价

目的:探讨健康教育路径在肾移植患者中实施的效果。方法:将116例择期肾移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58)和实验组(n=58),对照组按传统方法进行健康教育,实验组采用健康教育路径实施健康教育;对两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效果评价和比较。结果:两组健康教育效果的差异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肾移植健康教育路径对病人进行系统、规范的健康教育,可以明显提高健康教育效果。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急性尿潴留发生的临床特点

目的:探讨前列腺增生症(BPH)患者发生急性尿潴留(AUR)的临床特点。方法:对548例BPH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对有无AUR发生的两组患者临床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合并AUR的患者为164例(29.9%),不伴有AUR的患者为384例(70.1%)。两组患者的年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最大尿流率(Qmax)、残余尿量、前列腺体积、移行区体积、总前列腺特异抗原(t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fPSA)、游总比及PSA密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间的病程和移行区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PSS、残余尿量、tPSA与AUR发生呈正相关,Qmax与AUR发生呈负相关。结论:发生AUR的BPH患者,其主要临床特点是年龄较大、IPSS值高、Qmax减少、前列腺体积增大、血清PSA升高及残余尿增多等,其中IPSS、残余尿量、tPSA及Qmax可作为预测AUR发生的主要临床指标。

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灌注模型的技术改良

目的探讨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灌注模型的改进。方法参照文献模拟临床肝移植过程以改良大鼠自体原位肝移植原位灌注模型。在体持续低温灌洗肝脏,留取样本送病理和电镜观察。结果20例模拟肝移植原位灌注模型中1例因上腔静脉出血手术失败,模型成功率95%。HE染色和透射电镜检查发现大部分肝细胞排列整齐,形态结构无明显变化。结论改良后的模型模拟了肝移植原位灌注的全过程,为研究自体原位肝移植提供了基础。

肝移植术后急性呼吸窘迫征的病因、预防和处理治疗

目的 :通过观察肝移植术后ARDS的临床特征 ,研究其原因、并讨论其预防和治疗的方法。方法 :回顾作者单位 10 4例患各种不同的终末期肝病而行肝移植病例。结果 :17(16 .3% ,17/ 10 4 )例患者肝移植后诊断为ARDS。其中 10例包括 1例术中死亡患者发生于术后 2 4h ,7例拔除气管插管后在甲基强的松龙递减的过程中于术后 3～ 4d发生 ,以上 17例患者中的 14例因为切除病肝过程中严重出血 ,手术时间延长 ,输入了大量的晶体和诸如血浆、血小板等血液成分以及全血。 1例由于严重的全身感染 ,术中发生了DIC ,有 4例于术后第3天在环孢素静注过程中突发ARDS。以上 4例中的 1例包括了所有的原因 ,2例发生了呕吐物的误吸。 17例中的 5例 (30 % ,5 / 17)经过机械通气 (PEEP) ,尽可能吸痰、利尿、激素冲击和根据细菌培养应用抗生素以及发生少尿性肾衰时进行血透等一系列综合治疗而存活。结论 :ARDS是肝移植术后发生率和死亡率很高的一种多因素并发症。最可能的病因是大量的输血和输液造成的液体过量。其他的诸如感染、静脉应用环孢素、激素减量过快、和误吸可能加重了其发生和发展。另外的如输血相关的肺损伤 (TRALI)和移植肝的再灌注损伤可能也起一定作用。虽然其治疗主要是支持性的 ,明白其各种病因对于其预防和处理治?

心脏死亡供者肾移植48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终末期肾病患者接受心脏死亡无偿器官捐献（DCD）供者移植后的恢复情况及此类供体对受者及移植物术后的影响。方法：对48例终末期肾病患者接受DCD捐献的肾脏后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对其术前和术后的诊疗及随访血肌酐、移植物及受者存活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48例受者中无1例出现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PNF），18例受者术后出现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其发生率为37．5％，DGF组与无DGF组受者及移植肾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P=0．098，P=0．447）。48例受者中有7例（14．6％）受者移植肾丢失，其他41例受者随访时间为0．5-23（中位数8）个月，39例（95．1％）受者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在1，3，6，12个月移植物的存活率分别为95．7％，93．0％，90．0％，87．5％，患者的存活率分别为100％，94．9％，90．0％，87．5％。结论：在我国尚无脑死亡法的环境下，DCD是解决我国器官移植界瓶颈的重要手段，是器官来源的重要部分，并且有着较好的短中期预后。

神经导管支架修复外周神经损伤的研究与现状

背景:近些年来,医学和组织工程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制作神经导管材料提供了更多选择。目的:综述神经导管在外周神经损伤中的应用。方法:由第一作者检索2010至2016年中国知网数据库和PubMed数据库,中文检索词为"神经导管,外周神经",英文检索词为"nerve conduit,peripheral nerve"。结果与结论:制作神经导管的材料,主要分生物型和非生物型2大类,其中生物型主要包括肌肉、羊膜、静脉、小肠黏膜下层等;非生物型材料包括壳聚糖、胶原蛋白、丝素蛋白、聚乳酸、聚己内酯、聚苯胺及硅胶管等。目前,部分材料已被批准进入临床阶段。神经导管在修复周围神经损伤的应用中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修复缺损的长度受限,力学性能和机械性能与神经再生不完全匹配,降解速度与神经再生速度不一致,神经导管的生物相容性欠佳等。

三七总皂甙预处理大鼠供肝对细胞凋亡及TNF-α、Caspase-3 表达的影响a(英文)

目的探讨三七总皂甙(PNS)预处理对大鼠供肝的保护作用及其对供肝细胞凋亡和TNF-α、Caspase-3mRNA表达的影响。方法雄性SD大鼠分别用作供、受体,采用Kamada's袖套法建立原位肝移植模型,根据供肝切取前1h是否静脉注射PNS(50mg/kg)将大鼠随机分为2组:PNS预处理组(P组)和NS对照组(N组);另设假手术作对照组(S组)。分别于供肝再灌注后2、6、24h处死各组动物,检测血清ALT、AST,HE切片作组织学检查,TUNEL法检测肝细胞凋亡,RT-PCR法检测TNF-α、Caspase-3mRNA的表达。结果供肝再灌注后2、6、24h各时点,P组大鼠血清ALT、AST水平及肝细胞凋亡指数(AI)均明显低于N组(P<0.05);供肝再灌注后2h、6h,P组大鼠肝组织TNF-α、Caspase-3mRNA的相对表达水平明显低于N组(P<0.05)。结论三七总皂甙(PNS)预处理大鼠供肝,可以有效地减轻移植肝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和细胞凋亡,影响TNF-α、Caspase-3的表达,可能为PNS抗细胞凋亡的机制之一。

MAPK信号转导通路中ERK、JNK和P38在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和缺血后处理中表达的变化

背景:近年来,随着器官移植的不断开展和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供肝原发性无功能是引起肝移植患者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导致供肝功能不良的重要因素。如何减轻或消除缺血再灌注损伤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目的:观察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和缺血后处理后MAPK级联通路中P38,JNK和ERK活化的情况。设计、时间及地点:随机对照动物实验,于2007-05/10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动物实验中心完成。材料:102只Wistar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6只,缺血30min再灌注组48只和缺血后处理组48只,后2组又分为0,0.5,1,2,4,8,12,24h不同时间处理亚组,每亚组6只。方法:建立大鼠肝脏体内局部缺血再灌注-缺血后处理模型,于复灌后0,0.5,1,2,4,8,12,24h取肝脏组织。主要观察指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对磷酸化的p-P38、p-JNK和p-ERK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并作半定量分析。结果:①p-ERK,p-JNK在缺血后即有轻度增高,但在再灌注后30min开始增高明显,持续到再灌注后4h,高峰出现在再灌注后2h。缺血后处理组p-ERK,p-JNK的表达在再灌注后1,2,4h较缺血再灌注组增高(P<0.05)。②p-P38在缺血后即有轻度地增高,但在再灌注后30min开始增高明显,高峰出现在再灌注后1h,2h后开始下降,表达程度维持在缺血后水平。与缺血再灌注组相比,缺血后处理组p-P38的表达增高,但仅在再灌注后1h明显增高(P<0.05)。结论:缺血后处理可通过增高ERK和P38的磷酸化水平,降低JNK的磷酸化水平减轻缺血再灌注导致的肝脏损伤。

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程度判定指标的选择

目的探讨肝脏缺血再灌注(I/R)损伤程度及其判断指标的选择。方法建立大鼠肝脏局部I/R模型,测定大鼠肝脏缺血60,90min再灌注0,1,2,4,6,12,24,48h时的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并行病理检查(相对细胞死亡率)。参照本院I/R损伤分级标准重新将动物分为4个不同的I/R损伤程度的实验组,分析ALT水平与病理改变的关系。结果缺血60min组中轻度I/R损伤占75.0%,中度I/R损伤占14.6%,重度I/R损伤占10.4%;缺血90min组中轻度I/R损伤占41.7%,中度I/R损伤占25.0%,重度I/R损伤占16.7%,严重度I/R损伤占16.7%。损伤程度越重细胞死亡率越高,ALT水平也越高。结论ALT水平可直接反映肝脏I/R损伤程度;损伤程度越重,转氨酶水平越高,细胞死亡率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