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再造:理解技术化背景下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技术应用不断深入,其实践效果通常是以一体多面、整体局部差异明显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技术治理的内在变化与政府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均引人关注。从中观层面看,技术使政府治理向形式简化、责任共担、监管渗透等方向转变,并导致超越传统科层制的制度控制、条块权力调整的结构重塑、合法性转移的价值置换等结果。基层政府所处的治理环境由此发生了全面的颠覆与革新,正面临着灵活性受限、自主性下降、正当性模糊等困境。技术改革的积极推进应适当考虑基层政府的技术适配性,通过对一线治理主体赋能来加强和引导技术治理,从而实现持续性基层善治。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山东和广东的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其中,以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劳动过程式参与以及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激活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效率兼顾。而以个人主导的股权结构、股东监管式参与以及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导致乡村治理有公平却缺乏效率。治理规则是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中间变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的具有公共性的治理规则,是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价值目标的关键。

“中国式+”系列概念考--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谈起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实践命题与理论命题,其突出体现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完整表达及其内涵、本质的系统阐述。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语词并非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从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儒家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民主”,到毛泽东的“中国式革命”、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党的二十大正式界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概念已经形成系列。基于“中国式+”这一路径,我们不仅在实践中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且也正在建构起基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的“经营政治”——基于X村民宿项目的考察

乡村振兴带来的资源下乡,使得基层政府自主性由“约束型自主”发展为“依附型自主”,而“经营政治”则是这一背景下乡镇政府行为的新动向。基于湖南省X村民宿项目的调查发现,项目运作中的“经营政治”本质上是以政治逻辑替代市场逻辑,而为了实现这一逻辑转换,乡镇政府通过策略化宣传,吸纳乡镇多元主体共谋共荣,最终形塑出一种“政治分利”秩序,以服务于乡镇政府政绩及相关资源获取的需要。具体来说,“经营政治”的形成,是源于乡镇约束性的强化、体制性激励的增强以及政策性空间的扩大;而其蕴藏的风险,则在于某种不可持续的政治分利秩序、地方代理失序以及亮点打造的负外部性。乡镇政府“经营政治”的出现,客观上推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关于“政权经营者”和“经营村庄”的理论研究,也为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角色功能提出了难题。

人权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实践——从关于“祖赋人权”的争论谈起

作为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源泉的天赋人权理论,具有“前政治”性、普遍性和根本性等特征。经由哲学层面对天赋人权根基的剖析,当代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人权理论,如努斯鲍姆的“能力”“人格”进路人权观、米尔恩的作为普遍道德权利的人权观、罗尔斯的政治人权观和贝兹的实践人权观等。在实践层面,不同政治法律制度列出了不同的人权清单,除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规定能够基本达成共识外,对于社会权利、妇女与少数族群权利、环境权利等,存在较多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在于预设人性基础主义的天赋人权论如何契合当代多元化的制度与文化实践。就中国而言,人权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如何解读与应用异质文化中形成的天赋人权理论,激发了关于儒学思想与人权主张是否相容的争论。除了从儒学中挖掘人权资源外,部分中国学者致力于构建中国自己的人权概念,如徐勇及其团队提出的“祖赋人权”。这一概念更符合中国本土的行为与道德自觉,但也遭遇很多质疑与批判。“祖赋人权”的创新之路证明,人权理论构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哪些人权,谁的人权;而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人权谁赋”问题。这一问题目前没有完美答案,因此,也就不存在万全的人权理论。

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行政扶持及其限度——基于成都市L街道的调查

在新的治理背景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由于其复杂性和多元特征而成为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域,并构成当下从理论上审视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对成都市L街道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的经验调查发现,以“行政扶持”始、以“兜底型秩序”终的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实践反映了这一转型模式内在的逻辑悖论,即通过国家力量扶持社会力量的成长以塑造基层治理必要的社会基础,但最终却导致了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的全面依赖。因而,要真正实现过渡型社区的治理转型,一方面需要厘清过渡型社区的结构与定位,实现对基层治理“现代化想象”的祛魅;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国家与行政权力行使的条件与限度,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的治理有效。

“政治学原理”教与学之问: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政治学原理”是政治学类本科生的第一门专业必修课。借用拉斯韦尔在《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中的分析框架,这一课程要解决的是教师与学生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的问题。就学生而言,他们得到了关于政治和政治学的结构化认知以及政治学的思维方式,而教师在此过程中则实现了知识与方法的同步成长。学生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中的“所得”,既有即时效应的,更有影响终身的。而要真正有所得,学生需要在“读”“写”“思”“行”四个字上下功夫。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去中心化与集中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

互联网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弱化了传统科层组织包括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单向度权力结构,个体、社会组织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都得以成为平等的话语主体,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向社会弥散,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呈现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但与此同时,那些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及少数知识精英,在资本与数据逻辑的主导之下,又获得了处置个体信息甚至控制政治议程的权力,话语权由网络空间分散的个体向新兴资本与知识中心聚合,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特征。表面上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走向呈现出去中心化与集中化的悖论;但本质上,权力仍然是那些掌握着社会最丰富资源的群体的一种影响力。权力永远依附于特定的资源,这种资源既可以是传统社会的政治或军事实力,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或财力,还可以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或知识,权力基础的这种变化,正是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也改变着权力的具体形态。首先,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权力。在形式上,网络权力是一种人人自由驰骋网络的自主权利;但实质上,网络权力却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强制力,一种人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内在影响力。其次,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通过追踪、监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进而在注意力规训和思维方式规训中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制和重塑。此外,无所不能的智能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算法权力,这种算法权力既可能使我们面临知识精英与资本寡头共谋所带来的新的人类专制,也预示着未来机器奴役人的潜在风险。很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网络权力、数据权力、算法权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规训的三种新路径。而这必然会反映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当中,进而对以权力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本土化概念考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近40年来,乡村治理研究领域涌现出一系列本土化学术概念。按照农民、家户、村庄、乡村社会至国家政治这样的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可以列举出"社会化小农""韧性小农""家户制度""村社理性""后乡土中国""祖赋人权"和"东方自由主义"等七个典型标识性概念,并且初步构建起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本土化概念的内容图谱。乡村治理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原创标识性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也为打破西方学者"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

协商民主在中国:从理论走向实践

在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协商民主不仅成全了西方政治学的再次繁荣,也造就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创新。2001年哈贝马斯将协商民主带入中国,短短10年,协商民主迅速地从学术热词变成政治热词,最终进入中共十八大报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政治姿态,也是理论宣言,它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由最初的诠释经典、注解现实,发展到倡导理想、设计蓝图的新阶段,尽管其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其理论解释力还有待提高,但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却是不争的事实。

海外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之述评——以十八大以来《中国季刊》的文献为样本

十八大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研究日益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季刊》作为海外汉学的权威性刊物,其中关于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样本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本领域的研究概貌。在研究力量方面,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逐步由被动借鉴他国研究转向主动开展本土化研究,国内外学者之间初步呈现出合作与对话的趋势;在研究论域方面,趋于行动化的乡村治理研究、趋于阶层化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以及趋于二元性的社会组织研究等,成为海外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主要论域;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实地调查和多种类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并注重分析性概念的生成以及多学科视角的分析。海外中国基层治理研究对国内本土化研究的启示在于,要构建具有学术自主性的中国基层治理研究,需加强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打造基于本土化实践的概念体系,以期形成符合国情并能够与西方话语平等对话的学术理论。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见证了我国乡村社会的“集体缺失”。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呼吁“找回集体”,各地也纷纷在探索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集体再造道路。山东烟台X村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这些探索中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虚拟确权”实现土地流转,在保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促成经营权向集体回归,以达成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山东烟台X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新时期众多党建型集体经济中的一种,这一模式为我们全面反思乡村治理中“集体回归”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

在影响制度设计的诸因素中,对人性的态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坚信人心向善,必然将制度的希望寄予某个至善至贤的人格化身;而主张人心皆恶,则必然预设对付人之恶德的机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蓝本———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开国元勋们始终将人心之恶视为制度应防范之首选敌人,因而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牵制人的私心。这样一种人性恶论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人性善的,因而在某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倾向于将制度的希望寄予人格修养。前者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幽暗成分,而后者则对人性之弱点缺乏应有的预警机置,一旦伦理道德的大堤崩溃,则权力就会肆无忌惮地泛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与之相契合,中国的国家构建研究也经历了个性鲜明的发展阶段,即在争鸣中初创、在探索中发展、在实践中深入三个阶段。反思30多年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成果,方法论的确立仍然是关键。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厘清三组关系,即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思想资源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立场是为学术的还是为政治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和谐共生还是相互排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既是中国国家构建研究不可回避的任务,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方法论自觉的必然要求。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论纲

在政治学领域 ,“行为主义”既可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派 ,也可以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从发展历史来看 ,行为主义政治学可谓是昙花一现 ,但它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却极其深刻而广泛。但迄今为止 ,中国学者还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过专门研究。因此 ,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角度来说 ,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 ,尤其是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 ,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躺平:概念流变及其他

躺平是2021年最重要的网络热词之一。它已历经几代概念创新,且在很多语种、语境中同步推进。在现实生活中,躺平已成为青年群体中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根据其形成机制,躺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屡战屡败,被迫与内卷相适应而躺平;另一类是不战而降,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主动选择放弃。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躺平是年轻人的权利;但同时,躺平又不仅仅事关个人,它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正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生活乃至可预见的未来。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调适性——以各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变迁为视角

调适性是借用自生物学的概念,意指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亨廷顿较早在政治学领域使用调适性来描述政权组织的制度化水平。这一术语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政党研究,发展出政党调适性这一概念。具体地说,政党调适性就是指政党维持自身发展的重要能力与特征。国外中国研究的大量文献都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调适性。事实也是如此,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直至今天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良好的调适性。具体表现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总能适时地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调整其根本任务,以有效地回应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要求,从而保证社会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统筹推进。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力量,而政党调适性,可以说正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