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戟独彷徨”——论阮籍作品中的儒道互补意识

正始诗人阮籍在目睹了司马氏集团残杀异己的一幕幕惨剧之后 ,终于由一个“本有济世志”的儒学之士变成了一个“口不臧否人物”、整日与酒为伍的竹林名士。他虽然表面放浪行骸 ,纵酒任性 ,但内心却始终处在矛盾痛苦的煎熬之中。这种意识不经意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尤其是其抒发情志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及《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最终踩出一条据儒依道、儒道互补之路 ,实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封建时代人生依附关系桎梏下的直接后果。这不仅是阮籍的悲剧 ,也是所有正始文人的悲剧 ,甚至是封建时代所有文人的悲剧。

援佛入儒 以佛疗伤——论柳宗元习佛的动因与目的

柳宗元习佛乃其遭遇促成,实不得已。柳氏在遭贬之后,由于思想上的苦闷,情感上的抑郁,身体上的虚弱,遂长时间浸润于佛教以抚慰其痛苦心灵。同时,他又从一个儒者的思想认识来看待佛教,把佛理当作重要的“佐世”之道,志在援佛入儒,“统合儒释”。这些动机导致他的佛教信仰不可能虔诚,对佛理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而这种不虔诚的佛教信仰最终也必定无法彻底使柳宗元从政坛失意、被贬南荒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柳氏习佛的动因和目的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被埋没的光彩——从《三上宰相书》看韩愈人格的闪光点

后代论韩愈者 ,都将他的《三上宰相书》当作其人格中一道不光彩的阴影 ,贬之者抓住不放 ,尽情攻击 ;褒之者也不得不承认是美玉之瑕而为之汗颜不止。今细读《三上宰相书》原文 ,觉得问题远非那么简单。韩愈是一个旧时代的儒士 ,在他身上确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笔者以为他在《三上宰相书》里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 ,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勇于自荐自举的胆略并不是他的缺点 ,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之— ,是我们当代人所应拾取的金子。

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唐前辞赋分体研究的力作——读《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

唐前辞赋，尤其是楚骚汉赋，作为一代文学之胜，在《诗经》与唐诗两个诗歌高峰之问，承载着重要的文学与文化功能。辞赋作为中国文学最具民族特点的一种文体，对其分体研究，需要研究者能够从作品本身出发，作出符合作品实际的理论提升。浙江大学王德华教授的新著《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44万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力作，其研究视角之新颖，观点之独特，使得该著在唐前辞赋分体分类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二)

日本庄允益本《楚辞章句》(原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 ) ,不仅对校勘国内所传正德本、夫容馆本等善本中的王逸注文很有帮助 ,而且对校正国内所传善本中的《楚辞》正文及了解《楚辞》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 ,因而 ,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 ( 1 571 )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 (简称夫容馆本 )是海内公认的善本 ,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 (日本宽延三年 <1 74 0 >)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 (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 ) ,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 ,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 ,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 ,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 ,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 (尤其是王注部分 )应在夫容馆本之上 。

美的“替代物”和乐的“消愁物”——试析辛弃疾农村词的局限性

辛弃疾词作中那些反映农村生活、描摹农村景物的农村词 ,写得清新明快 ,自然可爱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倍受后人赞赏 ,但它们也是有局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词充当了作者闲居时愁闷生活的一种美的“替代物”和乐的“消愁物” ,因而 ,这些词作虽有艺术的魅力 ,但缺乏现实的深度 ;能给人以美感和乐感 ,却缺乏认识价值。这一方面体现了辛弃疾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理想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阶级和思想局限。

论元代文人对屈原和陶渊明的接受

从汉代开始,评屈议屈之作不断;中唐以后,尊陶崇陶之风渐起。屈原和陶渊明分别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许多文人的精神偶像。北宋苏轼作"和陶诗",开宋人喜欢评屈议陶、两相比较之风。有元一代,将屈原与陶渊明进行比较之风大炽,其痕迹遍及诗、词、曲、文各个领域。元代文人或颂陶贬屈,或颂屈贬陶,或屈陶皆颂,或屈陶皆贬,普遍喜欢拿屈陶二人说事。这是元代文艺思潮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它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形成这一特征和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大量汉族文人固持的正统儒学思想、元代统治者的特殊文化政策以及屈陶二人的思想、境遇与元代汉族文人思想、境遇相契合所致。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勘异

明隆庆五年 (15 71) ,豫章朱多?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 (简称夫容馆本 ) ,是海内公认的善本 ,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 (日本宽延三年〈1740〉) ,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 (名《楚辞王注校本》 ,简称庄本 ) ,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 ,就有异文 117处。勘比结果 ,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 (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 )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 。

“战国”释名

"战国"一词始见于《管子》,其本义并非"时代名",而是"军事强国"或"能战之国"之意。西汉刘向编定《战国策》,"战国"一词始有"时代名"义项。其后,"能战之国"和"时代名"两个义项同时存在,各为所用。至隋、唐间,作为"时代名"义项逐渐成为释"战国"一词的主要义项。

越文化研究的集成开新之作——评《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

《越文化专志》是一部定位精准的越国文化史专题志书,在全面甄别已有文献和各种发现的基础上集前人之大成,总结叙述了越国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主要成就,同时考证严密、新见迭出,是一部难得的学术创新专著。该书出版的价值,不仅仅在回溯历史,体认浙江文化史上相当漫长的一段“高光”时刻,还在于为历久弥新的越文化研究开启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为新时代的浙江文化高地建设引入丰厚历史文化资源。

论两汉谐辞的文学张力

谐辞是指语言诙谐幽默、生动而富有情趣的话语。先秦谐辞多含有讽刺意味,两汉谐辞则讽谏意味降低,而虚构和夸张的因素得到了强化。两汉谐辞多以赋体文来展现。考察现存的两汉赋体谐辞代表作可以明显看出它们具有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性、矛盾冲突的包孕性,以及饱蕴情感等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两汉谐辞的内在张力,从而凸显了两汉谐辞的审美魅力。

论吴师道的诗学观

元代吴师道以理学名家兼擅文学,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上都有所建树。《吴礼部诗话》在宋元诗话中颇具特色,其内容以弘扬理学正统、昌明雅正诗风为宗旨,重在总结唐宋诗论,主张师今师心。其文或驳正旧说、或拾遗补缺,既能与前贤往说相通济,又能自出机杼、时发精辟之论,在元人诗论中颇具代表性。

“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汉代楚文学新变

鉴于秦“严而少恩”,致使国祚短薄,故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韬略。以至于儒学式微。儒学虽在民间以私学形式仍有流传,却一直未被纳入官方正统思想系统。此状态至武帝时期才有所改观,官方思想从黄老之学向儒学转变,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必然对风靡汉初文坛的楚文学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文学主题上,是反映儒学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逐渐占据上风;反映在文学形式上,是反映散体赋巨丽之美的审美追求渐渐成为文人的共识;同时,儒道互补局面渐成,从而推动了汉代南北文风交融的进程。

试论辛弃疾农村词的局限性

《稼轩词》中有十多首反映农村生活、描写农村景物的小词。这些小词写得清新明快,自然可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从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又是有局限的,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够真实的。作者只反映了农家的“乐”,只表现了农村生活中平和静穆的一面。而没有进一步把笔触力透到平和静穆的背后,发掘出农家的“苦”和“愁”,官家的“狠”和“恶”,以及当时农村的惨淡荒凉来。对于这种局限性,一般的研究者都是认可的,但究其原因时,就不一而说了。本文欲就这方面问题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简论两汉文风的消长轨迹

两汉四百余年,楚风、北学此消彼长,至汉末渐趋融合。其轨迹为:一、汉初至武帝朝是楚风北袭时期。其时文人以老庄之道为思想依托,以怨愤抒情为主体风格,受楚风楚辞的影响更大些。代表作品有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等楚声歌,贾谊《吊屈原》、刘安《招隐士》等骚体赋。二、武帝朝至东汉顺帝年间是北学南渐、楚风消减时期。其时,儒学独尊,经学昌盛。释经作文皆面向现实、服务时政,经世致用、言志讽谕是当时文人的追求。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散体大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王充《论衡》以及刘向等人的奏疏。三、东汉顺帝年间至汉末建安时期,汉祚日衰,儒学根基开始动摇,诸子之学重新抬头,儒道两家呈合流趋势。文人在沿续经世致用、言志讽谕的同时,重拾怨愤抒情的楚骚传统,进而将二者合炉共铸,冶炼出既能直面人生、言志讽谕,又能慷慨悲歌、直抒胸臆的新文学传统。桓、灵之际的“古诗”,张衡、赵壹、蔡邕的抒情小赋,三曹及建安七子的诗文,便是这一新文学传统的开创之作。

论王充的文艺观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王充《论衡》中的部分内容既是对其思想观点的论述,也是对其文艺理论的阐发。许多观点不仅是对他以前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六朝文论的形成和繁荣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由先秦诸子文艺观通往六朝文论的环链中,王充的文艺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评吴师道的诗论

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进士。曾任高邮县丞、国子博士等职，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故有“吴礼部”之称，有《礼部集》二十卷传世。吴师道以理学名家而兼擅文学，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上都有建树。其所著《吴礼部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在元代诗论中自成一家，颇具特色。吴师道论诗，或在驳正旧说的同时发表新论，或用佳句点评的方式展示其艺术审美的趣味和理念；更有许多拾遗补缺的文字，保存了不少诗人的生活与创作资料，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