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史学视野下的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田野史学是历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新史学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之一。2009年以来,贵州民族大学历史学专业运用田野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专业实践教学的系列探索,效果很明显。文章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在田野史学视野下,以实践教学为切入点,打通四年本科教学全过程,分阶段分步骤层层推进,切实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紧扣培养自主创新型人才和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宗旨,是史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

关于贵州岑巩县木召古城的再认识——兼论思州田氏土司治所之变迁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贵州岑巩县大有乡木召古城遗址的布局特点、时代和文化性质。结合文献中关于元明时期田氏思州政治变迁的记载,提出该古城约从1275年沿江安抚司设置时起,至1281年成为思州田氏土司政治中心后进一步完善,并一直使用至永乐十三年(1415)左右,经历约140余年的政治变迁,其真正被废弃的时间可能晚至正统末年(1449)。特别是在1281年至1413年间,古城曾是元明思州田氏土司的政治中心,可称为"元至明早期田氏思州司城",而永乐十三年以后创建的思州古城(今岑巩县思旸镇)可称为"明清思州府城"。思州被改流后,木召古城并未完全废止,曾作过两年左右的思州府临时驻地。考察"田氏思州司城"的确立,对深入认识黔东、黔东北地区的历史演变、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将会有力地推动贵州古城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家族与民族之间:黔中通道上金竹金氏族属认同及其变迁探析——以《金氏家谱》为中心

以贵州广顺《金氏家谱》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资料,可以深入剖析金竹金氏"夜郎竹王"认同及其变迁的实质。金竹金氏是黔中苗族中最早的一支,很可能是战国晚期楚庄蹻入夜郎时从楚地带来的苗族部众的后裔。因与夜郎国境内的且兰君长"竹王"及夜郎濮人长期融合发展,形成了新的土著上层势力。在上千年的中央王朝治理下,为了保证其社会政治权利,金竹金氏土司采取了灵活多变的认同策略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民族"之长时段互动关系,从而构成金氏家族文化中充满深刻历史韵味的特质。

贵州“喇叭苗”家族史调查与相关问题探析——以晴隆县长流乡为个案

文章以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喇叭苗"家族史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喇叭苗"名称的演变,以及在明代的来源、构成及其参与的战事活动和与土著融合发展的复杂性。指出分布于今晴隆、六枝、盘县、普安一带的"喇叭苗"组成相当复杂,有明初洪武时期前后进入的湖广土军和官军,更有弘治年间平定"米鲁之乱"后留下来的湖广土兵或官军,还有明中期自湖湘雇佣来黔的卫所卫戍军士中的游离者;籍贯有湘西、湘西南、湘中南的不同地域之分。"喇叭苗"群体及其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异源合流"。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是内地汉人社会的简单移植,而是要在"先湖广人"与"后湖广人"之间、汉移民与土著之间、"汉化"与"夷化"之间、地域化与国家化之间重新建立平衡互动关系。在当地多民族杂居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湖湘之人与不同的民族有融合,但融合程度不一。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史志将"喇叭苗"或归入汉,或归入苗,或归入仡佬,或称为"民家子",这些看似混乱矛盾的称谓或归属,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入黔的湖广军人来源的复杂性及其与不同土著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贵州花溪燕楼乡金山洞元代摩崖石刻考论——兼论元明时期金竹土司

金山洞元代摩崖石刻,主要讲述至元二十二年(1285)金竹府知事房明远对燕楼一带的拓边,又记录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府吏赵坚参与金竹府知府扫闾进行的招降活动。至元十九年(1282)金竹府最初建立时,不在金竹寨主领地内,而是侨置于贵州长官司之地,直属于顺元路,由流官管理。后来经过摩崖所记的至元二十二年金竹府事房明远招慰开拓边疆,才有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扫闾率所领诸寨内附,至二十六年(1289)八月遂正式以扫闾为金竹府知府,以金竹寨为金竹府治所。元代金竹府辖地不断扩大,主要是因为知府扫闾的招谕有功,朝廷即给其设官,令其管辖。其地主体在今长顺县境内及今花溪燕楼、党武和平坝县东南一带。其中燕楼、党武、马场一带,与摩崖石刻所在之地比较近,很可能就是当时金竹府的中心区域。元代金竹土司地位的确立及其快速发展,与元政府为了控制黔中地区密切相关,即通过扶持金竹势力以抗衡遏制亦奚不薛、罗甸、八番、水东宋氏等大的土著势力,进而保障元王朝从湖广通往云南的黔中一带驿道的畅通。

贵州赫章可乐汉代土著墓葬试析

本文主要讨论了土著墓的时代和随葬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认为原报告对可乐土著墓葬时代的判断不够准确,通过统计和比较分析得出其时代应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前后至西汉晚期,少数墓可晚至东汉初期。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因素构成所反映的这时期土著文化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和汉文化之间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文化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地多元文化格局的内涵、特点、变迁及其原因。

水书起源时代试探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水书中类汉字与汉字的形体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水书中类汉字大致产生于唐中晚期至宋代,是在短期内形成的,类汉字的形成标志着水书的形成。与此同时,本文还从水书用字、造字原理和文献记载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论述。

论唐宋时期播州“上下杨”与“前后杨”

播州前杨与黔中唐代以来濮僚系统中的蕃人有历史渊源关系,宋初,土著系杨氏内部已形成了"上下杨"的分据局面。北宋中后期外来的太原杨氏入播,形成后杨,为真正的播州土司杨氏。在政治统治权上,后杨与前杨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政治上文化上具有重大转变。随着北宋中期外来系杨氏的加入,"上下杨"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前后杨"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后杨时期的外来系与土著系之间矛盾十分突出。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斗争,外来系世袭地位到了元初杨汉英时才获得最终正式确立,这种世系不可能是杨贵迁至杨汉英之间的自然血缘的延续性世系,而是平衡了前杨与后杨、上杨与下杨、土著系与外来系之间各种关系的最后方案。"前后杨"之间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存在着双向文化认同,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史重建及其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反映了播州地区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的走向。

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

黔中地区唐宋时期墓葬中不仅有铜镜、铜钱等中原文化元素,更有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墓葬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很严重,少数上层社会成员占有比较多的财富。在唐宋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双重作用下,以汉移民和土著大姓为核心,汉移民与土著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和深度融合发展,延续和丰富了魏晋南朝以来的夷汉关系。这种夷汉关系和政治文化格局,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黔中长期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原因。其中汉移民大姓宋氏的发展模式代表着黔中历史的这种走向。

长顺县白云山建文遗迹考辨

贵州长顺县白云山建文遗迹,涉及明代贵州的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文章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力求解释白云山建文遗迹及其传说在贵州的流传和演变。并进一步从贵州地方性视角重新审视建文帝流落白云山的深层背景和原因。

南夷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原因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本文把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文化变迁划分为汉武帝开拓以前、汉武帝开拓后至东汉初期和东汉三个不同时期,深入分析了不同时期南夷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内涵及其原因。

探索治黔之法:清代贵州巡抚田雯及其《黔书》述评

清康熙二十九年,贵州巡抚田雯撰《黔书》,被誉为“治黔者法”之专书。文章详细地分析其书的内容和思想,尤其把田雯治黔思想放在明清长时段中去分析其历史价值,于今之治黔者有可借鉴之处。文章还对包括田雯在内的明清地方大员在治黔过程中所触及的贵州历史文化的区域性和复杂性,进行了思考和论述。

田野史学与新乡土人才培育刍议

当代史学必须从书斋走向田野,发挥历史认识者认识社会、建设社会的主体性作用。田野史学是服务社会建设的经世致用之学,以社会现实问题为起点,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文化根底、人文视野、认知能力和通识智慧,借助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对活态社会历史文化进行历时性的系统调查研究,合理评估并发挥其价值,形成一定的文化自觉、文化担当和文化批判精神,主动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田野史学这种独特的研究旨趣会对当代史学研究和新乡土人才培养带来新的启示。以田野史学为理论依据,在现代大学体制内培养新乡土人才,就是培育当代青年自觉担当乡邦建设的文化力和行动力。田野史学这种取向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底蕴,又是对当前社会文化建设需求的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切合当下中国的乡贤再造。

贵州石阡县城门山遗址的时代与性质试探——兼论黔东北地区安氏土司与宋代僚人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石阡县河坝场乡城门山遗址的布局和特点,再并结合传世文献、谱牒资料和口传资料,考证了遗址的时代与性质。初步认为:今黔东北之石阡、凤冈、湄潭、思南一带,唐宋时期在土著归附基础上先后设置夷州、费州和承州。而位于石阡西部的城门山遗址即是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夷州土著僚人上层一支任氏"反叛"时所修筑的军事堡垒之一,处于任氏活动的中心区域。文章还讨论了黔东北地区宋代土著僚人与安氏土司及汉移民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

“中水类型”文化墓葬试探——夜郎文化研究之二

全面分析了威宁中水梨园等三个地点出土的墓葬的葬俗、时代及其文化内涵,加深了对贵州西部汉代青铜文化"中水类型"的认识。

贵州古代土著社会的居住形态演变及其特点探析

唐代及其以前贵州土著社会的居住形态为"散在山洞间"的山地型,这是与山地乔木与灌木环境下形成的游耕兼畜牧经济相适应的居住形态。宋代,随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地政治经济因素的输入,土著居住形态出现分层化、等级化的发展态势,并呈现出从山地型向河谷平地型的过渡态势,但二者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是一种缓慢连续性发展变迁。元明清时期,贵州不断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内地汉族的经济文化及其居住形态直接移入贵州,普遍出现了按照内地规制建筑的城市,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贵州土著居住最高形态——土司城。同时,各土著社会在对抗内地化农耕经济及其城镇居住形态的过程中,因长期"据阨为垒"、"据险起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适应当地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与游耕畜牧生计方式的军事化居住样态。

浅论南夷与南夷文化——夜郎文化研究之三

从地理、文化、民族、历史地位几个方面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南夷"一词在两汉历史文献中的基本涵义。在文献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用汉人"南夷"这一历史地理概念,并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南夷地区文化的独特性提出"南夷文化"这一概念,并进一步讨论了如何研究"南夷文化"。

贵州西部青铜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夜郎文化研究之一

目前发现的贵州西部青铜文化遗存以中小型墓葬和居住遗址为主,时代可早至商周时期,但集中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主要分布在毕节、六盘水、兴义三个大的区域内,且各区域之间文化差异明显,缺乏统一的文化特征。已往的研究主要讨论了这些文化遗存的时代、内涵特征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同时提出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将来需要改进的几点意见。

明代贵州文教先驱王训先生事略

王训是明代贵州早期著名的教育家,长期执教于贵州宣慰司司学,培养了大批地方人才。同时,王训立志高远,关心国事,广泛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建设,在军事、学校建设、诗文创作等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因其在贵州历史上的重要贡献,清代《贵州通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列其为乡贤或人物之首。本文对其主要事迹进行考论,指出其思想中的时代局限性,以有助于今人对其精神的借鉴与批判地继承发展。

南夷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

文章把南夷社会发展分为土著主导和汉人主导两个时期。从经济技术、社会结构、风习信仰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深入探讨了南夷社会两个时期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提出前一个时期为土著社会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后一个时期为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夷汉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