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中自我形态的探寻——从文本分析到义理诠释

作为思想的语言载体,文本是哲学史研究的基础。面向自我观念这种研究之中容易产生理论预设的议题,从文本出发,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探寻思想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儒家通常以“自”“己”“身”“我”“独”作为自我观念的表达词,以之为线索,对相关文本进行系统考辨,可探寻到儒家哲学中自我的基本形态。这包括构成性(自我之成为自我的根据)、交往性(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和反身性(自我认识自身并成就自身)三种向度。此三者在各自有别的同时又错综交会,共同交织而成的自我是儒家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枢纽。由此切入,可获得一种研究儒家道德哲学的新进路,较之美德伦理等视角,自我问题的进路更有可能充分呈现儒家思想的内在机理。哲学义理和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之间是“意”的“言”的关系,尽管“言”的分析存在有限性,但它是追寻“意”的必要路径。“言意之辨”不仅是过去的一种理论,也是现今哲学史研究中应重视的一种方法。

老子“自然”观念的三个问题

围绕老子的"自然"观念,当前学界出现了新的研讨动向,其间有一些情况容易引发理解上的分歧,需要加以再探讨。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需得到进一步审视。一是何谓"自然"。"自然"的意义在思想史上是动态发展的,现有的某些阐释容易忽视这一点,难免会用后起之义诠释老子的"自然"。这一术语在老子思想中意谓自己如此、不受他者影响,强调事物活动的自发性。此义和后起的表示行动不刻意、不做作的义项有所不同,理解时要避免将后者带入。二是何者"自然"。由于"道"的地位很显赫,"自然"往往被归为"道"的属性;但实际上,老子所言"自然"并非指"道"的属性,而是指万物自发活动的表现,具体到政治场合则意味着民众自我成就的情况。三是何以"自然"。老子言"自然"都是放在关系中来讲,一方(万物或百姓)之所以"自然",有赖于另一方(道或圣人)"无为"。概言之,"自然"在老子思想中意谓自己而然、不受外力干涉,这里的"自己"自宇宙论而言是指万物,自政治哲学而言则是指民众,这一理路集中体现了老子关于反干涉、保障活动自发性的哲学理念。

老子“玄德”思想及其所蕴形而上下的通贯性——基于通行本与简帛本《老子》的综合考察

"玄德"在老子学说中不仅具有多层域的丰富意涵,而且还蕴含着老子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以及心性论之间的通贯性。在综合考察《老子》通行本和简帛本的基础上,通过相关语境的疏证与解析,渐可发现"玄德"思想的多重义理:形上世界的"玄德"意味着"道"对万物"生而弗有"的两面性作用;这一作用推衍到形下的政治生活,便是指圣人效法"道"而具备"以不智治国"的"玄德";但圣人的效法又绝非外在模仿那么简单,其间还深蕴着"涤除玄鉴"的内向体认,"玄德"的工夫论意义也于此展现。发掘老子"玄德"的多重意涵,不仅使我们对此观念的义理具有更综合的认识,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理解老子思想形而上下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新的参照。

从“自”“然”到“自然”——语文学视野下“自然”意义和特性的来源探寻

无论是从汉语言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观念史来看,“自然”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符号。作为一个巨链型观念,它在历史长河中流变出复杂多样的意义,表现出诸多方面的特性。通过语文上的分析,可以在复杂化背后探寻出某些基本的信息,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它意义演化的渊源,也是它某些特性的成因。当“自”和“然”走到一起,它们以多种方式构造起来,其中,作为形容词的结构是基础性的构造,源于此,“自然”具有一个基本义——表示事物“由其本性而自发活动”的状况,其他诸种义项和此义存在不同形式的关联。“自然”是一个富含活动意味的概念,兼有描述功能和规范功能,指向的是活动主体的本原性和自发性,否定的是他者力量和自我故意,这些特性都和两个词素的功能特点密切相关。其间,“自”的语义兼容性是理解“自然”的一个关键,它促使这一概念在表现出两种形态的同时,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总言之,这里的考察不仅是为了探寻意义和特性的某些来源,也是希望从语词出发,为充分理解“自然”的哲学内涵提供语文上的信息。

《庄子》的“世德”观念及其政治意蕴

在庄子思想中,世人的普遍德性作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内在依据,成了考量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核心标准,由此德性问题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生命的界域,而是在宏阔的天下视域中呈现出群体化的理论向度。此即庄学特有的世德观念。对于世人德性的整体情况,庄子预设了"天下之德始玄同"的美好起点;但由于统治者"为天下"的不正当侵扰,世德日益"下衰",以至于"大德不同";为此庄子提出不干涉主义的政治诉求,倡导回归到人人皆为至德者的"至德之世"。庄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并非无政府主义,而是对老子无为政治思想的解构式发展,和黄老学对无为政治进行制度设计的建构式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或作”“气作”到“自作为事”——楚简《恒先》中“作”的意蕴探析

上博楚简《恒先》是近年出土的一篇道家佚文,整体上阐述了一种关于宇宙演化与人事开展的哲学思想。在它的理论中,世界是一个自我开展的过程,其间基本的活动便是"作"。这一活动在不同的阶段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宇宙原初阶段,"或作"意味着宇宙内部动势的发作,提供了无中显有的动力;"气作"是"或作"的具体化,在此过程中,"作"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方式;当世界演化到人类,"作"也是人事发生的原因,基于"自作"的整体性诉求,《恒先》为人事活动划定了一个价值尺度。通过"作"的线索,《恒先》逐步解说了世界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自然到文明这一系列演化如何发生的问题,在形上与形下相贯通的思维中,将"作"的观念推到一个新的义理高度。

早期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以物德论为中心的探讨

物德论作为道家哲学中德与万物的关系理论,为探讨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提供了新的论域。在这一论域里,原为人事概念的"德"被拓展到宇宙场景,与万物的话题发生了多个层次的义理关联。在万物生成论里,物德话语对相关情况作出善的评价,凸显了"道"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解释了宇宙秩序何以能指导人事的问题。关于物性所由来,道家有一种动态的考虑,物德不同于物性,前者作为万物潜蕴的本根之全体,是通贯形而上下的关键,从宇宙论层面确认了人可以悟道的资格。自然之道被运用于人世社会需要一定的落实途径,物德是这种途径的重要基础,道家由此确立起公共生活的总目标,希望将社会秩序导向与之契应的德政秩序。统而言之,道家物德论在不同的语境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早期道家宇宙观所特有的人事关怀。

道家物德论在《庄子》中的展开

物德论是道家思想中通过"德"观念表示万物性能及其来源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庄子》中的表现尤为典型。《庄子》的物德论主要有三个向度:一是"德"与"得"发生了直接的义理关联,二是"德"与作为所得之本源的"道"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德"与"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联系,但前者又具有区别于后者的作为万物生成潜质的意义。整体而言,《庄子》所见的物德论是个人之德在宇宙观层面的理论根基,集中展现了道家"德"观念的独特维度。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晚清学术流变中春秋穀梁学的新发展

春秋穀梁学在汉代曾一度兴盛,后来渐以沉寂,迨至晚清时期,在新的学术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嘉道之际,伴随着今文经学兴起的风气,穀梁学出现了复兴迹象,以许桂林、侯康、柳兴恩等人为代表,对穀梁学义例进行整理归纳。道咸以降,穀梁学愈发受到关注,阐发义例者有陈澧、王闿运、江慎中等人,致力于注疏者有钟文烝、廖平等人。在此过程中,穀梁学表现出以往所未见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做出新阐发的尝试。

《老子·德经》首章的文本与义理问题——兼论老子哲学与周代思想传统的关系

《德经》首章是《老子》书中极为重要的一章,它不仅关乎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还涉及老子哲学的渊源和背景。简帛《老子》的出现为重新考察此章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综考可知,帛书此章更有可能反映《老子》之旧貌。此章整体上是总分总的架构,内在理路严谨。尤需注意的是,这里蕴含着老子对行为动机问题的独特思考,在帛书以后诸本中,由于语句增衍,此等义理一直得不到清晰的反映。此章所论富含批判意识,但老子所面向的应该不是儒家,而是西周以来以“德”为核心的思想传统。周代思想传统是老子和孔子共同的文化资源,对此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转化方式,客观上造成某些方面儒道对立的结果。关于《老子》篇序,目前无法断定原本必是“德道经”的结构,但《德经》在前的简帛本更能提醒我们注意到老子哲学和周代思想传统的关系。

郭象“自然”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问题

"自然"是郭象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内涵复杂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的话语场合中具有不同的含义,需要区分语境进行解析。透过含义的多样性,也可发现郭象有一根本理解,即"自然"作为事物活动的普遍形式,意味着事物的活动既非由于他者作用,亦非出于自我故意,而是自发地由其本然在发展。这反映了郭象对万物生成及其存在发展的基本看法,由此可对其他重要概念,诸如"自生""独化""玄冥"等作出更充分的理解。郭象经常在"天""人"语境中阐述"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一些通常属于"人为"的情况却被归为"自然"。问题在于,"自然"的尺度本来是模糊的,郭象利用了这一模糊性,拔高"自然"的尺度以涵括更多的人事。由此来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更充分地发现问题的实质。

楚简《恒先》的编联再验与思想新解

《恒先》是上博楚简第三册的一篇简文,自公布以来,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在竹简编联和思想解读上仍有不少争议,基于以往的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再探讨。就编联来说,根据文句表述及其语境,逐步检验之下,发现将第8、9简调整到第10简后面是可能性较高的一种方案。从思想内容来看,《恒先》的叙述思路是从宇宙论到人事哲学,依次讲述了世界如何发生、万物如何形成、人事如何开展这一系列的演化情况,在理论上对道家哲学做出了新的发展。

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先秦名学是学界一直很重视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初以来,这一方面已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曹峰教授在研究进路和方法上做出重要调整,为理解名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由此出发,可以对先秦名学的诸多关键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包括“名”的类型、理论角色及其现实功能等,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名学至为重要,并且也有助于理解诸子的相关思想。围绕于此,也有必要对研究方法的情况做出再讨论,尤其是“以西释中”和“以后释前”这两种做法,其影响已不限于名学研究,在更大范围上乃关系到中国哲学研究,深入讨论之,也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和探讨。

以道化政:孔子的“第三方”理念及其践行方式

孔子如何参与政治是一直受关注的问题,虽然他实际做官的时间不长,但他与政治的关系却贯穿了他在而立之后的生活。在孔子开辟的道统空间里,儒士作为普遍价值的守护者,一定程度上可超越政治领域的二元架构,具有一种以道化政的"第三方"姿态。基于这种立场,孔子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首先是"学而优则仕",这是以道化政的直接方式;但孔子出仕为官的时间很短,在不仕的情况下他希望"施于有政",在政局之外对政事施加影响,这是一种间接方式;历经大半生的艰辛尝试之后,孔子重返书斋,"隐居以求其志",治经授徒,规范未来,这是第三种方式。综观孔子一生,他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让天下公义在这一空间里赓续不绝。

《周易·大象传》所见古代儒家的刑罚自然主义

儒家主张宽缓赦宥的刑罚适用原则,强调刑罚对德教的辅弼功能;并为这种主张在天道自然之中觅得了正当性的根据,赋予该主张以天然的合理性。《周易·大象传》尤其是"噬嗑"卦、"贲"卦、"解"卦等六个卦的象辞集中体现了儒家对自身刑罚学说的自然主义论证。儒家的这种自然主义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这是儒家不同于其他学说的特质所在。

上博楚简《凡物流形》的鬼神观探究

《凡物流形》中对鬼神的追问是比较独特的一处,其间的一些说法与通常讨论的先秦诸子的鬼神观有所不同,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较新的鬼神世界。作者对鬼的态度是虽不否认但颇有疑问,他追问鬼的能力来源与范围,质问如何与鬼进行沟通,反思祭祀行为的意义所在,这种态度可谓是一种相对的"有鬼论"。

《庄子》的教学对话:“人类学”视域的解读

将中国古代诸子视做理论体系严谨的哲学家是学界的一种趋势,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某种已经被沿袭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方式。以《庄子·应帝王》里列子、季咸和壶子的故事为例,透过故事中的场景和人物,可以发现作者似乎在倡导一种"不教之教"——学生在老师的"不教"之中得以学习。吊诡的是,虽然作者没有提出这种教法是一种替代性的教学模式,但老师的无所用和不情愿仍成为教学活动的核心所在。

一种新型无螺栓十字轴万向联轴器叉头内轮廓形状的设计

以150轨钢机上的无螺栓十字轴万向联轴器叉头为例,分析了其在制造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圆弧-直线-圆弧”型的曲线来替代叉头的内轮廓曲线,提高了叉头的结构工艺性。并指出,可以叉头最大应力为目标函数,对新式结构的叉头进行最优化,找出一个工艺性好及最大应力为最小的最优叉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