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其故实与考其原委——孙楷第先生古代小说本事研究

《小说旁证》是孙楷第先生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的角度看,孙楷第的相关论著在话本小说本事研究方面有首创的意义,孙楷第将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方式引入小说本事的研究,并建立起话本小说本事研究的基本体系。通过对于“本事”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到,在收集和掌握了广博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孙楷第是试图去探寻能产生最大学术意义的“狭义”的本事。除此之外,他在本事研究方面还有着更为宏阔的视野:即以找寻到的狭义本事为端点,通过对于文献的钩稽、辨析往前回溯,厘清故事演变的基本脉络,这也便是孙先生所说的“征其故实”与“考其原委”。

科举与女性——以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说为中心

在明代,女性是被科举制度排斥在外的一个社会群体,但在这样一个科举社会里,她们却也不可避免地与科举产生种种关联。从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说中,可以看到一副体现女性生存轨迹的线路图:从被科举隔离,到欲图参与科举,并通过婚姻干预科举,乃至最后因为科举而被忽视、被遗弃。更为重要的是,男性在得到科名后,便可以只享受科名带来的荣耀和利益,忘却曾经的折磨,但女性却还是沉浸在诱惑与折磨并存的困惑中,这或许才体现了科举影响下的大众,不论是男性和女性,更为真实的生存状态。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叙事意义

诸葛天申和宗姬是《儒林外史》下半部出现的两个士人,通过考证可知,这两个士人都有其原型人物。诸葛天申的原型是江宁府溧水县的名士司徒宜,宗姬的原型则是江宁府上元县的著名士人周榘。司徒宜和周榘都是吴敬梓的好友,吴敬梓以这两位友朋为原型,通过对于他们人物特性的或取或舍,塑造了诸葛天申和宗姬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小说形象。在原型人物考论的基础上,对于诸葛天申、宗姬等次要人物的塑造方式、结构功能等也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审视。同时还可看到,诸葛天申、宗姬等次要人物都具有"简笔深意"的特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科举对于士人无所不在且无比强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物也成了更为普通却又更为典型的儒林代表。

论《儒林外史》中的经济关系

《儒林外史》细致描述了诸多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之成为与科举并列的横贯小说的一条重要脉络。就叙事线索而言,呼应了整部书的盛衰变迁,经济关系由奢华到萧索的变化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说来,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是最为主要的两种类型,以之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关系都处于坠落与崩溃之中,而同时也在堕落的还有与经济关系紧紧相连的士人的经济状况、道德水准和生存状态。山穷水尽之际,社会阶层在士人之下的普通平民甚至贱民却提供了拯救士林的资源,他们永远不会萧索的对待生活的本分态度和生存能力才是更为珍贵的资助,而这或许也是士人摆脱他们自身困境的唯一途径。

明代科举与通俗小说中的冒籍

在明代科举中,冒籍是一种特殊的科场舞弊行为。从制度层面说,它与其他舞弊手段没有区别;从科举所标榜的公平、合理的角度看,冒籍又是对科举制度不甚公平、有欠合理的一种反抗和弥补。因此,朝野上下对冒籍持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冒籍者不会被轻易指发,也很少会受到严惩。现实社会中对于冒籍的宽纵也影响并反映在通俗小说中。小说作者往往并不将冒籍看作一种舞弊手段,而是将其视为小说人物考取科名的科场利器,并由此发掘出冒籍在人物形象与小说情节方面的诸多功能,使之成为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元素。通过冒籍,我们也可以体察到小说作者对于科举的矛盾心理和隐秘需求。

周进原型人物考论

通过姓名字号、生活习惯、科名仕宦、人生经历乃至人物性情等诸多方面的对照可知,曾推荐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之试的安徽学政郑江就是《儒林外史》中周进的原型。吴敬梓一方面以郑江为原型人物塑造了周进,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对于士人命运的深邃体察和理解,通过巧妙的点化,给予了小说人物更为经典的性格属性和人物意义。在周进身上,吴敬梓巧妙引入了郑江的“老师”身份,这一身份让周进摆脱了仅仅作为个体人物存在的孤立状态,通过和诸多学生之间的勾连贯穿起了诸多的情节,并成为在意义层面可供追根溯源的起点。

地域流动中的情节建构——论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小说结构的影响

由于科举的需要,产生了科举中人大规模的地域流动,如科考岁考、乡试会试等,小说情节往往在小说人物的地域流动中发生、发展、完成,这些地域流动对于整个小说情节的规划安排、小说构架的搭建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代白话小说中的科举考试资格

明代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有明确的规定,这一考试资格问题在明代涉及科举情状的白话小说中也相当重要。小说中的士人要参加考试,就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小说中所勾勒的科考中的混乱景象,与明代典籍展现出的次序井然的科举社会的盛况有明显的差异,具有史料意义上的"真实"。在作者的创作意识中,要同时追寻"真"与"奇"。明代小说中描写科举情状的真实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制度与情形的详备,而科举制度特别是乡试资格认定中的"科考"及其附属的"录遗"则为小说之"奇"提供了有效的方式。

“通讯”和“按语”: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论学方式

在《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上由顾颉刚所主持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通信是整个研究的主体。同时,作为整个研究的发起者和引导者,顾颉刚常以"按语"的方式参与讨论。这些"通讯"和"按语"将当时孟姜女研究的原生状态保留下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学术话题渐渐生长的过程。整个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便依托于通信附加按语这样一种特殊的论学方式中逐渐生长,而研究中的得和失也多由此而来。

“时文眼”中的金圣叹小说评点

自胡适和鲁迅认为金圣叹以八股文的作法评点小说后,这便成为一种定评。但从金圣叹本人学习举业以及其接触《水浒》的过程入手,再仔细探究金圣叹的自我表述,实际上,其不是以时文的眼光去评点《水浒》,而是试图以评点《水浒》的眼光去阅读时文。而《水浒》评点中时文作法的加入应是金圣叹应对新的读者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胡适和鲁迅对于金圣叹的论述都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有关,并非严谨的学术观点的表达。

论《儒林外史》中与科举有关的人际关系

《儒林外史》细致交待了诸多士人之间与科举有关的人际关系,这一科举关系横贯于整个叙事的始终,并关联了小说中的诸多士人,形成了一个广泛、复杂同时又浑然一体的关系网络。从结构上说,科举关系形成了小说的一个内在架构,将不同的小说人物和故事巧妙连缀起来;科举关系在人物塑造方面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些人物形象方面的特质都能在盘根错节的科举关系中找到渊源;就意旨表达而言,科举关系的建构则体现了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以及士人命运更深层次的洞悉和叹喟。从某种意义说,科举关系就是"儒林",《儒林外史》也可以视为一部科举关系如何生成、延伸并网罗着所有士人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伦理秩序共同走向穷途末路的科举关系史。

“前后场”与“分经取士”——明代通俗小说对于科举因素的细部吸纳

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由此产生了所谓"前场"与"后场"的对立;而在前场中,又由于考生选取经书的不同,有"分经取士"规定。而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致规定,都被明代的通俗小说细纳进来,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吸纳这些科举因素的具体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

被修饰的梦境: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入赘”

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入赘是商贾融入异乡生活的一种有效手段,也代表了士人改换门庭的人生理想,但基于入赘所附着的种种社会属性,对于男性来说,它并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婚姻方式,不管是婚仪、改姓还是夺休,赘婿享受不到其他男性在婚姻中那种支配一切、掌控一切的快感,他们甚至都无法保持最基本的权利,不仅被人耻笑,而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走。但小说作者往往会运用多种手法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人物在入赘中所受到的屈辱和难堪,通过一系列手段的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作者在营造一个入赘的梦境的同时,也对这个梦境做了必要的修饰:入赘从损害男性自尊、让他们受尽歧视和冷遇,到变成一种男性可以从中寻找到足够的体面和尊严,至少看起来和其他的婚俗没有什么严重差异的婚姻方式。

情节的萌发与建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

"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而小说中的赘婚又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在情节的萌发和建构方面尤其如此。小说作者从赘婚中获得了天然的便捷,可以从女性的立场营造情节、叙述故事;赘婚中存在的种种常见困顿,反而为作者提供了便利,在小说中都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若干层次;对于赘婿来说往往意味着尴尬和屈辱的婚仪、改姓以及逐婿,在小说里也成为了情节的重要来源。以至于在赘婚的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谐趣以及励志色彩的喜剧或正剧。赘婚可以摆脱现实中的种种劣名,变为小说中最让人兴奋的情节元素之一,并进而成为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要素。在促使小说中的人物"发迹变泰"的同时,赘婚也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转身。

“科名前定”观念对明代小说的影响

"科名前定"的情节在明代通俗小说中屡见不鲜,它用"奇梦"之类描写来预示情节的发展,制造悬念或是捏合各种杂凑情节。同时,小说中"功名前定"也有现实化与世俗化的解释,于是,也出现了若干解构"科名前定"的故事。

“云蒸霞蔚”与“风流云散”——庚子年(1900)联军入京前后(7月15日—10月12日)《申报》报人心态

通过比较八国联军入京前后《申报》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可以看到,来自官府的压力使得《申报》报人在履行自己报人职责的同时,也要考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努力去辟谣止惑;而在联军入京之后,其也有意将北京的真实状况进行遮蔽。他们至为渴望的是上海恢复到"畴昔云蒸霞蔚之区",而"风流云散之局"

不才之才与不忠之忠——析《左传》中的赵盾形象

《左传》中赵盾形象的真实内涵 ,即不才之才与不忠之忠 ,被作者掩藏起来 。

景兰江原型人物考论

《儒林外史》中的景兰江是一个形象鲜明且颇为特殊的士人,与其他诸多小说人物一样,这一人物同样是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身为吴敬梓、吴烺父子共同友朋的江都诗人闵华应该就是小说中景兰江的原型。吴敬梓将闵华的诗人身份、对诗歌的热情、对友朋的热忱以及在唱和活动方面的热衷等都引入景兰江的身上,却又通过种种方式消解了景兰江与诗歌之间的关联,由此赋予了景兰江由表及里、可以循次触及的复杂性格层次,并呈现了商人景兰江在士林中的尴尬境地及其热衷行为的本质。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5日,"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