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下全球供应链的中断风险与“备胎”管理——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

近年来,因国际贸易摩擦、技术过度保护、疫情冲击等客观原因,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华为公司为典型案例,从备选技术和备选供应商入手,系统分析了我国对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的机理和路径,并提出企业在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需要将全球供应链中较为重要的节点进行内部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给链;"内外双供应链"的管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可对中国其他企业的全球化运营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股价崩盘风险的非理性因素——基于CEO过度自信视角

管理层行为影响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并以股票价格波动的形式反映到资本市场中。区别于金融市场理论与代理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本文认为管理者并非都是理性经济人,行为金融理论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更能解释股价波动现象。基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得出非理性因素的确影响股价波动,即CEO过度自信加大了股价崩盘风险;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在分样本研究中发现,在国有企业和位于市场化、法制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过度自信的CEO导致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更为显著;而强调会计信息质量的会计稳健性能够更及时地识别负面消息,从而抑制CEO过度自信造成的股价崩盘风险。因此强化企业信息披露,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并且坚持会计稳健性原则能够更好地推进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

资本逻辑批判与《资本论》的存在论革命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和起统摄作用的逻辑形式,资本逻辑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背后隐藏的是人的存在境遇和人与人的真正关系。《资本论》通过对商品、劳动、货币等经济范畴和资本逻辑的历史考察和辩证分析,揭示了人的异化关系,批判了人的存在样态,为"现实的历史"的变革指明了道路,为诊断和反思现代性提供了存在论解释,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论》是关于"如何超越现实"的新的存在论。

征信对经济波动影响的两面性

征信是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理论层面,基于安全边界说推理,征信影响经济波动有其基本逻辑。事实层面,国际征信机构建立的事实,说明了征信对抑制经济下行的重要作用;但参照美国房地美的信贷及评分数据,则论证了征信未能抑制甚至助推经济上行泡沫。征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取决于信贷机构对征信的运用,充分借助征信手段加强经济调控,有助于减小经济波动。

马克思产业安全思想研究

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产业安全"一词,但是通过对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深入研究,以及在借鉴斯密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完整、深刻的产业安全思想。集中表现在:第一,产业协调思想,货币积累与实物积累之间要保持平衡关系,两大部类的协调比例关系,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思想,不同周转时间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第二,产业控制思想,通过计划来实现控制,通过技术垄断进行控制,通过关税和自由贸易实现控制;第三,产业竞争思想,马克思产业竞争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平均利润理论,产业竞争具有必然性、动态性等特点,产业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优势产业的竞争力;第四,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但关键在人。

新生代消费升级与共情驱动的创新

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消费观念变迁的背景下,挖掘新生代消费升级的复杂特征,识别企业开展“共情驱动的创新”的表现形式,探究新生代消费升级如何影响企业共情驱动的创新。通过深度访谈和探索性多案例研究发现,新生代消费升级体现为消费能力升级、消费内容升级和消费方式升级,呈现出价格敏感性下降、消费频次增加、注重消费内容的精神属性和非基础属性,以及高技术嵌入和消费圈层化等特征。企业共情驱动的创新包括:基于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对需求进行理解和挖掘;基于观点采择和用户体验,设计原型产品并进行分层测试;基于情绪感染和情感依恋,进行“种草”推广和用户留存。新生代消费升级对共情驱动的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具体通过“潜在收益激发效应”“问题激发效应”和“适应性匹配效应”促进企业共情驱动的创新。本文在引入消费的代际差异、提出新的创新方式、厘清“需求-创新”的影响关系三方面拓展和丰富了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同时对企业洞察消费升级特征、把握消费升级新机遇、加强供给侧创新引领具有启示意义。

大国博弈下全球供应链的中断风险与“备胎”管理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急剧扩张,中国产品出口出现了“逆比较优势”的现象,中国作为技术落后国家,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超越了技术先进的国家。华为公司在“备胎计划”中体现出的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管理供应链中断风险对中国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