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作出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工作部署。如何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扬弃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模式,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机制,积极稳步推动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发展,增加区位合适、职住平衡的高品质有效住房供应,联动促进城中村区域空间品质提升、新市民住有所居、产业结构升级等多领域系统优化,是新时期城中村高质量更新改造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协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跨界研讨会”,目的在于为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画像”,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践模式,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理论。本期特此开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为主题的沙龙栏目,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旨在促进对该议题的广泛交流和讨论。

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目标转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二元结构治理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中关于“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的精神,构建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4.0模式,为新市民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破解新二元结构,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提供丰裕的人力资本和高品质的空间支撑,最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叶裕民:破解新二元结构 走向善治

记者:过去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城乡差异,但在城市内部,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贫富差距、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新二元结构"问题同样日趋严重。"新二元结构"的焦点从城乡转移到城市内部,并带来一系列次生矛盾,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请问新二元结构具体指什么?为什么我国沿着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推进城市化,却在推进的过程中产生了新二元结构?叶裕民:新二元结构,是相对于刘易斯的传统二元结构来定义的。

从“造住房”到“造生活”——大都市东京住房规划建设政策制度演变、成效和启示

梳理东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住房规划建设政策制度的演变,发现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摸索期、从散到合的形成期、从量到质的稳定期、从公向私的过渡期、从宅到居的发展转型期等5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住房供给主体多元协同、住房供给对象全面包容平等、住房供给法规先行行政保障、住房规划体系完善和住房更新行动持续升级等5大特征,最终形成充足稳定均衡的居住用地配置、与城市发展结构相契合的住房分布以及集约多样富有品质的住房供给等3大发展成效。对我国大城市住房发展有3大启示:从住房供给治理机制、住房规划、调查制度等方面完善住房规划建设政策制度,从“造住房”转向“造生活”,以及充分均衡地供给居住用地和住房类型。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共同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道路郑筱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级高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本学术对话主持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城镇化有其独特性和艰巨性所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纵向配置逻辑与执行偏差研究

研究目的:从中央—省—市三层级政府的关系切入,分析中央到省、省到市的纵向指标配置逻辑对指标执行偏差的影响,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指标配置与执行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中央基于区域均衡偏好往省的指标配置对省级执行偏差的影响没有得到证据支持;(2)省往市的策略性分配能够减轻省级执行偏差,但与经济体量不相符的指标错配会加剧市级执行偏差;(3)省级政府在央地关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中间政府作用,中央的指标配置能通过省级的策略性分配来减轻偏差,但省级的指标配置则面临着更少的容错空间。研究结论: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指标配置与执行过程中,应强化省级政府基于本地信息优势的策略性分配能力,加强指标配置的科学性,此外,应进一步向省分权并制度化,在推动指标高效利用的同时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性。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的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变迁机制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探索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议程设定的机制及变迁规律对于完善城市更新政策工具意义重大。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脉络剖析广州城市更新政策演变,发现政策更替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更新改造问题的社会背景因素、执政理念和领导重视的政治性因素、大事件和机构改革的偶然性因素以及政策企业家的软化因素等,对于政策变迁起到关键作用。最后,研究提出重视社会舆情,发挥政策企业家的催化作用,利用政治力量及大事件机遇等建议,以不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

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

城市现代化包括城市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方面，城乡一 体化则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生活质量差异状况来反映。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质量还比较低 ，城市人口超过300万的9个超大城市没有一个进入高度现代化的行列，大部分都属于初步实 现现代化的水平；城乡一体化程度更低，还处于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阶段。因此需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高城市化质量。

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析

本文在对索洛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统计部门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成果,对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动是TFP提高的重要原因;(2)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属于资本和技术双推动型的;(3)资本深化速度的差异是东中西部TFP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转型时期城中村改造:基于农民工住宅选择的实证研究

"突进式"的"整体拆除-搬迁-重建",是当前政府部门主导城中村改造的最主要模式,这种改造模式往往会遇到很强的社会阻力,政策效果难以实现。本文通过农民工住宅选择的理论模型,从微观视角解释城中村存在和当前"突进式"改造模式预期效果难以实现的原因。通过对2007年和2009年北京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户籍制度约束下,农民工住宅选择具有就业趋向和租金规避特征,并导致其偏好在城中村居住。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利益导向观念,最大可能地考虑公共利益,由"突进式"整体改造模式向"渐进式"综合改良模式转变,是城中村改造的正确方向。

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架构与机制创新——来自北京和广州的考察与思考

城中村是中国特大城市现代化发展最后的堡垒,对城中村进行空间、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结构性乃至系统性再造是特大城市"十三五"期间面对的历史性挑战。目前中国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的多种模式存在着共性的问题:"排斥性"、高成本、低效率、逆垄断、不可持续等,中国特大城市迫切需要建立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及广州市城中村改造调查研究为基础,试图构建中国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理论架构和实施机制,特别提出特大城市需要并可能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纳入城中村改造规划,极大降低特大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成本,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提供参考。

惠及流动人口的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从分析流动人口特征和发展趋势入手,结合当前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供求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对策建议。

中国流动人口制度障碍的宏观负面效应解析

中国走新型城市化之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城市化的制度架构致使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陷入发展的困境。他们作为两栖人口长期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长期承受居无定所、与家人分离,他们缺乏上升发展的制度通道,从而对未来缺乏预期。他们作为生产者缺乏提升创造力的条件;作为消费者,他们的购买力低下;作为社会成员,他们长期被排斥在规范社会秩序之外;作为自然人,不能很好地承担家庭责任。中国传统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制度障碍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城乡结构失调和发展难以持续。直面流动人口问题,构建全面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是中国新型城市化的首要任务。

城市治理研究范式转移与一般分析框架创新

我国存在城市治理的两种研究范式:实践研究范式和理论研究范式。前者强调问题导向,重部门利益,轻城市公共利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强调公共利益导向,重城市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现实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关注和回应,“仰望星空”却难“脚踏实地”。这两类研究范式相互脱节,均难以满足我国新时代城市高水平治理的需要。论文建构“4W”城市治理一般分析框架,促进实践研究范式转移,使其由部门利益导向转向公共利益导向;完善理论研究范式,使其直面城市治理重大现实问题,强化其对实践研究的引领和指导;最终形成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研究范式,希望以此引领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范式转移。

中国区际贸易冲突的形成机制与对策思路

区际贸易冲突加剧是我国世纪末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本文从剖析我国地区贸易的总体格局入手 ,揭示我国地区贸易冲突的特征及危害 ,阐明我国区际冲突的形成机理 ,介绍美国处理州际贸易关系的成功经验 ,最后提出优化我国地区贸易格局的对策思路。

中国城市管理创新的一种尝试

城市管理被视为城市发展中问题最多、公众满意度最低的领域之一。传统城市管理的问题根源于"部门化"管理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职能部门"低成本、高效率"与整个城市管理"高成本、低效率"的城市管理悖论。Citi-PODAS模式运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全新的城市管理流程再造与制度改革,根除传统城市管理弊病,实现中国城市管理的革命性突变和历史性进步,推动中国城市管理由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城市经营的理论研究

中国城市经营的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作者认为中国城市经营以经济学中的泰勃特模型和公共管理学中的政府再造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国际竞争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基本环境背景,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为动力机制,有着科学丰富的内涵。城市经营的内容因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分为三大领域,在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只是政府的作用空间和作用方式不同。

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规划领域严重忽视农民工利益诉求,农民工住房规划缺失,居住现状恶劣。住房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农民工自身利益,更由于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中国实质城市化的最大障碍,掣肘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且能够为外来常住人口规划建设公共住房的时候,亟须政府以法律形式启动农民工公共住房规划,将在城市稳定就业若干年的中低收入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纳入城市统一公共住房规划体系是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重要任务。

深圳城市产业发展转型研究

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发展的前沿城市，在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中国改革所固有的矛盾与问题，核心表现在城市产业竞争力下降，大量社会矛盾冲突激烈，现代产业基础薄弱。为此，需要把脉深圳发展的历史需要，构建以“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三足鼎立的现代产业体系，从人力资本积累、淡化双重二元结构、建设对中高端人才具有吸引力的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等社会发展关键环节入手，夯实产业基础，在产业之外探索深圳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

实现两个转变 建立一级土地市场——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阐述了深圳市宝安区建立土地一级市场的基本思路 ,认为建立宝安区土地一级市场 ,关键是实现宝安区农村居民向新市民的转变和集体所有制土地向国有土地的转变。在前者方面 ,提出的主要手段包括 :变更城区的农村居民身份 ,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提供社会教育机会、促进居民就业。在后者方面 ,提出的主要手段包括 :征用集体土地 ,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以及区政府、镇政府、村集体、农民个人出资的资本运作模式。并分析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