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行盐区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基础研究--以福建东路盐区为例

划区行盐是明代食盐运销的重要原则。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是食盐专卖行盐区或都能成为行盐区,它的形成需要经济和社会基础。明王朝没有为地方推行食盐专卖制度提供经费支持,却对地方盐官的盐税征收进行严厉考核,地方盐官则低成本、低风险推行食盐专卖制,将既有规模大的食盐市场及有商人支持的地方纳入行盐区,推行专卖制,而放宽对其他地方食盐流通的管理。以福建为例,16世纪初福建境内仅闽江流域及其所达数县食盐专卖。嘉靖十五年以国家财政紧张为契机,福建运司在食盐自由流通的滨海四府一州的广阔区域中,仅选择在福宁州建立黄崎分司,将闽东纳入专卖体制,正是因为当时从福清到福宁州地区之间存在规模大且稳定的食盐市场,且福州商人支持专卖。此后福建运司为保证从福清到福宁州之间的官盐销售,逐渐将罗源县、福宁州辖境及建宁府政和、松溪、寿宁三县划入东路行盐区,亦以既存食盐市场和商人支持为前提。

户籍赋役制度改革与盐场地区基层组织演变——以清前中期福建晋江浔美场、州场为例

与单一户籍人群聚集地的基层组织往往仅受一种赋役征调体系影响不同,清前中期,民户、盐户并存的福建晋江盐场地区的基层组织变迁既与州县征调地丁钱粮的制度变革有关,又受到盐折银征收方式改变的影响。康熙三十五年晋江县利用盐场地区固有基层组织——宗族整顿户籍,推行"粮户归宗"政策,强化了宗族处理赋役的职能,同时促进了宗族组织的发展,民间甚至出现非同宗者、非同姓者为"合户"而"归宗",共同建构宗族组织的现象。而雍正六年浔美盐场和州盐场的盐折银并入地丁银,由晋江县一同征收的改革,不仅简化盐户宗族承担赋役的办法,而且使得拥有盐、民二籍的宗族可以组成一个赋役共同体,统一处理族内盐、民二籍应纳之赋税。随着盐、民二税合并征收,盐场地区的管理模式转变,宗族成为晋江县统治盐户、民户的统一中介,并逐渐发展为盐场地区最为重要的基层组织。

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为例

本文通过梳理明代福建漳州府食盐运销制度演变历程,分析盐政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盐政变革除涉及军政、财政外,还与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明初漳州府食盐只是民间互通有无的物品。明中期,漳州府商品经济发达,食盐成为大宗商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在盐利的驱使之下,漳州府各种势力互相争夺,促进盐法变革。本文的分析也说明了明初时并非所有地方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因此,考察明代食盐运销制度时,切不可将专卖制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加考虑的"常识"。

亦商亦盗:灶户管理模式转变与明中期泉州沿海地方动乱

明初,在本色盐课和亲身应役的户役制度下,泉州灶户被束缚于盐场。随着正统年间盐课折米及里甲赋役改革,明中叶灶户管理模式发生转变,官府对灶户的管理重心转向货币赋税的征收。泉州灶户人身控制减弱、职业不再受限制,生计出现多样化。而改折后的盐政运作亦迫使灶户买米卖盐。以此为契机,泉州灶户广泛进行海上贸易,在海道不靖及明廷厉行海禁、开海后船引额数有限的情况下,灶户或"与贼为市",或参与海盗集团,亦商亦盗。明中叶泉州沿海地区动乱与当地海上贸易繁荣而国家推行海禁政策不无有关系,而灶户管理模式转变及泉州沿海社会变迁是其更为深刻的社会机制。

盐利、官员考核与地方军饷——正统年间福建泉州盐课折米机制研究

明初,泉州盐课为本色盐,作为盐课缴纳盐场的食盐主要借助"开中法",由盐商运销,但因官盐运销成本高、利润低,盐商不愿报中,导致泉州盐课积压严重。福建相关官员为了避免盐课亏折阻滞仕途,于正统三年制定了让盐商在福建境内各盐场搭配支取盐引的政策。不过,新法不仅没有解决泉州食盐运销的实际问题,而且加重盐商运盐成本,难以真正缓解食盐积压现象。正统八年,在福建沿海卫所粮仓管理体制改变、卫所缺粮的情况下,新获得管理权的福建布政司官员奏准了浔美、氵丙州、浯州三场盐课折米,盐折米充当卫所官兵的月粮。该法一箭双雕,既为地方卫所军饷提供稳定来源,又消除了官员盐课考核之困扰。正统年间泉州盐课折米涉及盐商利益与官员仕途,是开中法实际运行状况、地方军政演变和官员考核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雍正、乾隆年间福建食盐运销制度变革研究

康熙年间(1661—1722),福建食盐以商运为主。雍正元年(1723),在皇帝整顿财政的背景下,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为裁革浮费和解决福建盐课亏欠问题,废除盐商,全省食盐自由运销。福建旧盐商因失去垄断盐利的特权而对新法不满,制造了地方暴乱,并拒绝缴纳旧欠盐课,从而迫使觉罗满保于雍正二年(1724)恢复福建西路商运。改革虽降低了地方盐价,增加了福建盐课收入,但引起不少非议,最终因改革者失去皇帝信任而全面废除。雍正五年(1727),福建总督高其倬开始在福建试行水客运盐和官运法,及至乾隆七年(1742)开始招商行盐。此后,福建地方官府为垄断盐利,促使各县改商运为官运。

财政、市场与明中叶福建食盐生产管理

明中叶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的目的、方式及范围变化与国家财政、地方市场变迁密切相关。正统、天顺朝,福建产盐管理的重心在盐场,运司系统收盐、供应盐商开中,以满足国家实物财政需求,并利用直接干预盐场食盐生产要素投入和食盐供应的办法解决盐政运作中出现的产盐量过多、盐商不愿报中等问题。然而相关措施与市场逻辑相违背,成效有限。此后福建官府逐渐将盐课改折,促使盐课与食盐及其市场脱离关系,盐课司以征收米粮或白银形式的盐课为管理重心,而放任食盐生产。嘉万年间,国家财政白银化且压力大,为获取白银,福建官府将场外盐生产视为新财源,并利用产盐地既有条件,灵活收税。如漳州府产盐县随粮带征盐坵税,泉州府各盐课司征收坵盘税,而福宁州细盐生产则由盐商代管。制盐管理范围扩大,而官府也不再直接干预食盐生产。

明代盐场制度变革与州县赋役调整——以福建同安县为中心

明代福建同安县与境内的浯州盐场在赋役制度上虽相互独立,然而在赋役征调的实际运作中却因科派对象重叠,民、灶赋役轻重不一等因素而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正统年间,浯州场盐课折米,同安县民户被拨补引米,免民差,致使"民差偏累",同安县为此将灶户编入均徭。成化、弘治年间,浯州场灶户宦官张敏及其家族多次奏免浯州场灶户差役,并将因此减少的同安县民差特别是弓兵、驿传等重役转嫁至泉州府其他县,由"他县代编"。在正德、嘉靖年间,浯州场灶户士绅仍不断促使灶户差役优免,使得盐田役银轻于民田,大量民田流向灶户,而"他县代编"法也引起代编县的不满及赋役征调的不稳定,最终促使泉州府出面以"府"为单位重新进行差役摊派,将驿传等役"七县融编"。

福建晋江浔美盐场制盐技术考

传统时期,中国各地海盐生产技术改进的历程并不一致,其中,福建晋江浔美盐场是较早改煎盐法为晒盐法的盐场之一,至迟到元代,浔美场已大规模采用埕漏法制盐。制盐技术的改进不仅降低了制盐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食盐产量,而且还促成了元代福建盐政管理体制的多次调整,以及相关盐场的裁撤与合并。明初以降,与其它盐场相比,浔美场的制盐技术却停滞不前,直至民国依然采用埕漏法,此则与当地具体的盐政体制、历史社会背景相关。故而以制盐技术为视角切入,对于理解区域社会盐政的运行和变革,当有一定的裨益。

配户当差? 明代福建泉州的户籍与户役研究

一般认为明代的户役制是配户当差,户籍名色与户役类别一一对应,实际上明代官府征调户役并不完全是配户当差,地方上籍别与役别关系复杂且动态演变。明初,泉州配户当差,但民户供应民差、灶户承办灶役、军户服军役的规定仅停留在官府征役和编户应役的原则上,民间实则多籍多役。多籍多役及明中期泉州盐场制度改革在客观上变更了役户应承户役类别,使得民户、军户都可能成为盐课缴纳的主体。此户籍户役制度变迁的直接契机是民差、军饷、盐课的不足,而根本性原因则是配户当差制本身及其与运作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王朝制度、地方社会与盐场兴衰——广东香山场与福建浔美场之比较

明清时期,广东的香山场和福建的浔美场都是重要的产盐区。明初香山、浔美两场都较为一致地遵循朝廷的盐场管理制度,但因所处地方不同,在地理环境和区域社会变迁进程中逐渐呈现不同的发展脉络。尤其在明中期以后,两场经历了不同的变革,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盐场组织结构和发展趋势,最终兴衰不一。本文表明,盐场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的变迁除了与王朝制度相关外,还与地方的地理环境、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

明代灶户宗族生计变革与祖先故事演变--以石狮铺锦黄氏为例

明代灶户宗族祖先故事演变与灶户生计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势力格局变动密切相关。以石狮灶户宗族铺锦黄氏为例,该族明初时以晒盐为主要生计,在地方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正统年间盐政制度变革之后,获得食盐销售权利的铺锦黄氏灶户支派逐渐兴起,并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次编修族谱时,以有功于地方庙宇的廿八公为始祖,以便提高威望,重建地域秩序。然而,明中期的盐课折米迫使灶户将精力投入到粮食种植,铺锦黄氏灶户更为重视与当地农业有关的重要水利设施——龟湖塘,并因此时兴起的中镇黄氏对其龟湖塘管理权造成威胁,而修改始祖之说,认定曾有功于龟湖塘修建的"黄里正"为其始祖,以此证明铺锦黄享有陂首之位的"正统性"。明清鼎革之后,经营闽台贸易成为铺锦黄和中镇黄最为重要的生计,龟湖塘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且中镇黄在当地势力衰落,铺锦黄陂首之位得到巩固,因而黄里正为始祖之说也被否定。

宗族势力与清初迁界线的画定——以福建漳泉地区为中心

迁界是清初中央王朝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行的重要政策,朝廷对于内迁里数有明确规定,但在地方推行时却受各因素影响而未被完全遵循。在福建漳州、泉州地区,宗族势力及其与官府之关系是影响族人内迁与否及迁界线画定的重要因素。部分在地方上威望大、族人拥有较高科举功名并适时地与清廷合作的强宗大族,如漳浦乌石林氏、石狮铺锦黄氏等得以"托处边界"、无需内迁;而同样位于沿边的弱小宗族,如霞课张氏等在内迁中惨遭蹂躏。

明代灶户制度变革与区域经济变迁——以福建泉州盐场地区为例

明代福建泉州盐场地区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转型。明初,在本色盐课制度下及"画地为牢"的社会中,具有徭役性质的制盐业成为泉州盐场地区最为主要的产业,而农业次之,商业行为甚少。正统朝以来,随着盐课改折,一方面官府放松对泉州食盐产、运、销的管制,盐业成为民间自由产业并在市场机制主导下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泉州灶户人身、职业所受到的控制减弱。与此同时,州县及卫所对盐场地区民户、军户的管辖亦转向间接。泉州盐场地方人户活动范围、生计选择的空间都得到扩大,他们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抓住政治、经济新形势,参与商品交易、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品制作、蛏和蚝的养殖,促进泉州盐场地区商业、农业、手工业、海产养殖等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以嘉万年间福州府沿海地区为例

明中期以后,随着海洋捕捞业及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域资源成为关系地方生计的重要资源。这一时期,国家在海域控制方面缺席,地方上各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划分、控制海域。在福州府,嘉靖、万历年间沿海势要通过在近海岛屿建立食盐专卖制度,借助官府力量排挤竞争者,控制了近海海域。盐帮设立后,商哨独占渔业资源和海上商道,引起与商帮利益无关的地方士绅的反对。福州府士绅董应举等通过废除盐帮荡平了帮商在海上的影响力,并借官府重整海防之机,取代盐帮控制了近海海域。由此可见,近海地区的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食盐专卖往往是控制海域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中国的食盐专卖制度具有多层次的意义。

民间文献与盐场历史研究

目前的盐场历史研究,与历史上盐场的重要性并不相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往的盐场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官方文献。民间文献对于深化盐场历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切了解国家典章制度如何在盐场运行,加深我们对盐场制度运作机制的认识与理解,还可以让我们把握盐场社会的整体面貌。只有在深刻掌握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可以系统而深入地理解传统时期的盐场历史。

在属地管理与垂直管理之间:明初到清前期福建盐场管理体制的演变

明初至清前期,福建盐场管理有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两种体制,属地管理又有有无在地盐政机构设置之别。洪武二至二十四年,因盐场建设是国家重构地方统治秩序的一部分,又因朱元璋坚持“以良民治理良民”的理念,故盐场不设在地专管机构,场务由州县兼管。随着国家确立地方统治秩序、开中法推行,为更好控制食盐资源,洪武二十五年国家在盐场设盐课司,并逐渐形成户部通过盐政机构垂直管理盐场的体制。明中叶,场课改折、国家征收定额盐税,场务简化,民灶二役合并征发的观念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天启六年至康熙四十一年,福建灶户为降低赋役负担,地方官府为更好征收盐课,共同促成各场盐课司废除、场务归县管的属地管理制建立。雍正朝以降,福建推行与市场挂钩的盐税制,开始重视盐场产出管理,促成场员添设,形成场员协助州县处理场务的属地管理制。

清末户口调查与广东新安民变

清末新政期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反对户口调查的风潮,此中原因既与户口调查的推行方式有关,又和户口调查的特殊性密不可分。1910年广东新安县依赖地方乡绅调查户口,与调查员郑善钧有纠纷的西乡乡绅郑文贯有意抗阻户口调查,不仅阻碍郑善钧获取经费,而且煽动妇女群起抵制。而官绅没有对新户籍制度、户口调查目的进行有效宣传,使得民众大多在既有经验中将户口调查理解为旨在征调赋税。此种认识在少数乡绅关于户口调查是为征税、抽捐的言论,以及当时地方官府多次加税加捐的行为中得到强化。故民众为了自身利益,群起抵制。在新安县多次出现妇女冲击县衙、围城,并要求停止调查户口的事件。最终新安县虽运用武力镇压、威慑完成户口调查,但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民众也未改变对户口调查的既有认知。

氩氦刀冷冻消融结合I^(125)粒子植入治疗肝门区胆管癌5例报告

目的探讨氩氦刀冷冻消融结合I125粒子植入治疗肝门区胆管癌的疗效。方法选取本院2010年1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5例肝门区胆管癌患者,在CT定位下先由穿刺针确定肿瘤位置及穿刺角度,后以17 mm氩氦刀刺入肿瘤组织,在最靠近冰球主胆管及左右肝管汇合处靠近氩氦刀侧置入测温针,氩氦刀与胆管壁的最近距离大于3 cm,对于包绕主干胆管的肿瘤组织,距胆管壁约0.8cm沿纵轴间距0.3~0.5 cm布置I125粒子,然后进行2个周期冷冻消融。结果本组5例患者,术后1周内疼痛症状完全缓解2例,明显缓解3例;1周内总胆红素明显下降2例,轻度升高1例。无出血、气胸等并发症。结论氩氦刀冷冻消融结合I125粒子植入对于肝门区胆管癌患者在近期内能有效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但对远期疗效的评价尚须大样本病例研究及长期随访。

反哺之爱值得提倡

“中国的母亲都爱吃鱼头”这令孩子们费解,而要真正领悟到这是一种无私深沉的爱,却差不多要等到孩子成为下一代孩子的父母时,甚至更迟。从古至今,人们就提倡这种只求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