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规则——以利益平衡为核心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频发,其中的禁令救济问题引起全球的热烈讨论。因标准必要专利兼具公共属性与私权属性,涉及自由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两方面,标准专利权利人申请禁令救济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相冲突的各方利益群——包括标准专利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如何解决利益平衡问题是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设置时应该考虑的核心问题,FRAND原则仍是重要的借用原则。设置禁令救济规则时,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解决利益平衡问题:在实体方面,双重考察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和标准实施者双方的"善意状态",并具体明确"善意"的判断标准;在程序方面,引入禁令生效前的许可谈判模式。以期既能体现公平原则,又能同时保护竞争与创新。

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理论界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定性问题的分歧尚存,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商标权的积极权利,从这一视角对该行为的商标侵权性进行经济学的法理分析有助于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准确定性。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商标侵权、欺诈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竞合,这种侵害法益的多重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多维度的法律规制的必要性。鉴于新《商标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应该完善各相关法律,以期形成合力,达到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真正有效的规制。

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财产,对知识财产进行产权界定的必要的。技术成果的产权制度有三类情形,以产权私有为主,兼以公有的双轨制为较优。产权交易与利用的制度主要有授权使用、许可使用和合理使用,它们各有利弊,应在公正性的基础上注重效益性。在产权保护和法律救济方面,应注意调节产权交易及保护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促使理性的经济人放弃侵权行为。

违法价格歧视行为主体的再思考——以市场力量为视角

价格歧视行为因其违法性可能招致反垄断法的干预。作为一种可能的限制竞争行为,价格歧视的违法性需要从行为主体等方面来判定,一般认为,价格歧视的行为主体必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然而,虽不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却足以使交易相对方产生依赖关系,从而有能力强加不合理价格条件的特殊市场力量也不容忽视,因此,宜引入"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建议将违法价格歧视的行为主体规定为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并分为"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对优势地位"两种情形进行认定。认定"相对优势地位"时,宜将经营者的交易相对方是否具有"可合理期待的可能性转向"作为重要依据。

“自主-合作型”课堂教学改革的教育理念和策略选择

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出现弊端，完全不能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和人才培养机制。本文倡导“自主-合作型”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分析了该课改模式中所蕴含的教育理念，即“学习者自主”理论和合作学习理论。在“学习者自主”理念下，应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作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约翰逊兄弟提出的“合作学习五要素理论”非常值得借鉴。本文还认为，“自主-合作型”课程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是充分融合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以“共学式”小组活动作为核心。

互联网领域相关市场界定的理性思考

在反垄断调查案件中,相关市场界定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通常起关键作用。互联网市场具有价格结构非对称性等传统市场所不具有的特性,使得相关市场界定更为复杂。但传统的相关产品市场界定方法仍可以适用于互联网领域,只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如垄断者测试时应区分价格对称与价格不对称的双边市场,分析需求影响时应注意"两头兼顾,有所侧重"。界定互联网领域相关市场时应加强供给替代性分析,必要时可以适用盈利模式分析方法;为保护科技创新与社会福利,应适当鼓励互联网企业的市场自治。

认定违法价格歧视行为的既定框架及其思考

价格歧视行为,即价格性的差别待遇行为,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经常采用的价格策略。在反垄断法的视野中,价格歧视行为因其违法性可能被视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分析违法价格歧视行为通常从实施主体、客观表现、后果要件和抗辩理由4个方面展开。然而,在既定的分析框架中,实施主体的资格宜从"市场支配地位"拓宽到"市场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形式仍有待细化,后果要件方面应着重关注其整体性、实质性特征和早期原则,经济分析方法之"同等效率竞争对手"和"折扣配置原则"等有待引入。此外,欧美"利大于弊"的竞争评估原则值得借鉴。

澳大利亚行政性垄断规制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国家竞争政策”的解读

行政性垄断即政府限制竞争行为,其对经济和政治危害严重,应该受到规制。澳大利亚的模式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最为系统和有效,尤其是其中的竞争审查制度已经成为各国仿效的典范。我国应借鉴澳大利亚的模式,寻求高层充分重视,施行"国家竞争政策",引入竞争评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机构,以解决目前行政性垄断规制不力的难题。

欧共体竞争法中的忠实折扣

忠实折扣是指企业以顾客的忠实购买行为为条件提供的折扣,是常见的价格竞争行为,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优势企业所提供的忠实折扣则有可能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如何辨别忠实折扣究竟是合法的商业行为还是反竞争的排他性行为,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目前各国相关执法的难点。欧共体竞争法是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其对忠实折扣的态度渐趋审慎,目前对忠实折扣的规制是采用"同等效率竞争对手"的标准,借助"价格—成本分析"的经济学工具,遵循"效果影响原则"对忠实折扣进行全面评估——既考察忠实折扣可能的排除竞争影响,也考量它在效率方面的积极影响,并予以权衡。欧共体竞争法的相关立法与执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美欧捆绑折扣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捆绑折扣是价格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有效的商业工具,但有时也可能成为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手段。在执法实践中,欧美竞争执法机关将审查范围限定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提供的捆绑折扣上,并以"同等效率竞争对手"为参照对象,运用"价格—成本测试"方法、区别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整个捆绑件的掠夺性定价分析规则"和"折扣配置规则"对捆绑折扣进行全面评估并设置"软安全港"。虽然欧美竞争执法机关在执法立场和采用的成本基准等方面存在差异,欧美的先进作法对于刚出台不久的中国反垄断法都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价格歧视行为的客观表现探究——从中国电信反垄断案说起

价格歧视行为通常表现为经营者就相同商品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方实行不同的交易价格。其交易相对方应包括最终消费者,但对同一交易相对方实施的差异价格不构成价格歧视。在具体认定时,交易条件应考虑交货时间、交货地点、购买数量和付款条件等因素。判断"相同产品"的基本标准是产品在性能和功能上具有相同性,有微小差异的产品原则上应视为相同产品。

论国家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国家竞争政策为传统的行政性垄断规制提供了新视角和综合性的规制框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竞争评估制度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事前规制行政性垄断的主要竞争政策工具之一。在国家竞争政策的检视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体现了国家竞争政策的全局性与主动性特点,有助于推进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确立;但该制度的部分规定不够清晰、自我审查机制尚有碎片化风险、行政系统的内部纠偏机制未能为市场主体提供充分的救济、与反垄断法关系不明使制度的法律权威性不足,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及公平竞争秩序的构建。为了更好地提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事前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功效,本文提出以下完善意见,如明确竞争限制的合理性判断标准,在行政系统内部加强对自我审查的专业性约束,构建竞争主管机构主导的深度审查机制,并为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及其市场提供基本的制度供给;探讨个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行性,探索构建检察机关行政性垄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反垄断法》修订时寻求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体系相整合,探索法律刚性与制度灵活性的平衡点等。

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捆绑折扣和忠实折扣

捆绑折扣和忠实折扣是企业以客户的特定购买方式为条件提供折扣的商业作法,它通常有利于竞争。但是,在一定情形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所提供的这些折扣则有可能排除竞争。尽管美国新近呈现越来越严格的反托拉斯执法倾向,其对捆绑折扣和忠实折扣的态度却一向较为宽松。在具体审判实践中,美国法院主要采用"成本标准",即以"同等效率竞争对手"为衡量标尺,运用"掠夺性定价分析规则"之下的"价格一成本测试"经济分析方法评估捆绑折扣和忠实折扣。此外,根据"折扣配置"规则设置捆绑折扣的"软安全港"。美国的先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行政性垄断规制模式的重构

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举措。实证分析揭示目前我国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效果不甚理想,其中“分散型”行政性垄断规制模式是导致效果减损的原因之一。申言之,作为行政性垄断事后矫正手段的行政执法,其“次优性”表现在自我纠偏“单向度”机制具有片面性,存在央地两级执法体制安排缺陷等问题;作为事前预防手段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其“次优性”表现在自我审查机制仅基于局部决策单位,导致了地方化问题。鉴于此,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模式亟须转向“全局型”模式,具体建议包括探索公平竞争外部审查机制和“央派区域办事处”机制,强化竞争执法的刚性约束,探索行政执法体制的“中央事权”,以及加强行政机关的竞争中性工作等。

执法挑战：从协同行为到“轴幅”协议

关于协同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将其归入垄断协议。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第三条和发改委《反价格垄断规定》第六条也对认定“其他协同行为”的考量因素做了规定，包括：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经营者之间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市场结构和市场变化等情况。后者还给予经营者“合理解释”的空间。

反垄断法中的协同行为

在市场行为一致的基础上依据间接证据推定"协同行为"这种垄断协议的存在对于任何司法区域而言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中国,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及执法经验的欠缺,时协同行为的认定应持审慎态度。市场结构及产品特性、被交流信息的特性及交流的方式、竞争者是否能够提出除"协同行为"之外的合理解释,是认定协同行为时应逐步分析的几个因素。与此同时,针对企业单方面通过信息交流进行的,而对方未接受的,从而尚未构成垄断协议的价格协同邀请,中国可以在计划起草的《反不正当价格行为规定》中予以规制。为了降低企业的守法成本,立法者可在深入了解行业市场结构、产品特点及商业惯例等方面的行业特点的基础上,制定垄断协议豁免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