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对比

中国与印度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塑造方法很少被关注,并更少被比较。大多数分析家描写美国对这两个崛起中的国家的影响。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国内决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一种比较典型的影响通道来自于游说集团。虽然双方都经常通过这类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游说行动还保持差异。按照理性主义,一切行为的基本特征都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计算。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归纳方法来探索中印采取的游说措施,并使用国别观察来区分双方游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最后,文章要判断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往往比中国的游说行动有效。

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

"一轨"外交和"二轨"外交都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内容,前者有助于说明两国在政府外交层面的表现,对后者的研究则有助于了解在外交现象背后起作用的观念因素。本文的研究试图把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融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本文通过提供关于"认知"的更为精确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通过术语统计和定性的案例分析,深入印度专家的视角,深化人们对中印安全互动的了解。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美印中三角关系互动与国际格局

中国和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一般认为,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国际格局的现状。但实际上,目前"改变现状"的国家不是中国或印度,而是美国。中国、印度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变与发展,不但引起三大国之间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的互动,而且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印美在2005年7月发表的关于核能合作协定的联合声明,成为印美两国关系互动中的一个里程碑,有可能对美、印、中三国的国家安全及国际格局的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但是,美、印、中三国之间过去的怀疑尚未完全消除,这有可能妨碍美印核能合作协定的执行。而且,即使核协议能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而最终得到实现,它也会带来改变现状的多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

中印油气外交：“新大角逐”、“互利互赢”或“独立平行”

近年来,19世纪的口号"大角逐"在国际能源领域再次抬头。但是,西方学者往往选择少数案例来证明油价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印度的竞争,以及油田的买卖。本文通过对中印竞争、合作与独立购买案例的实证调研,认为双方的竞争与合作案例的数量不仅少,而且两类交易的数量相当,相比之下,平行独立的中印能源外交案例最多。中印两国能源公司都基本遵照市场规律与游戏规则,而且多数能源行动并不属于过时的份额油"大角逐"。

观点和政策塑造：中国与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对比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中印两国对美国国内决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一种比较典型的影响途径是游说集团。尽管中印都经常采用这一方式,然而两国的游说行动还存在差异。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一切行为的基本特征都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计算。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中印采取的游说措施,并使用国别观察的方法来区分双方游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最后分析印度游说成功的原因,并就中国游说行动的改善提出建议。

印度的安全保护主义与中国

贸易保护主义是经常被提到的经济学专门词汇,然而安全保护主义对国家经贸关系的影响有时比经贸保护主义的影响还要大。贸易保护主义与安全保护主义密切相关,但是两者有一定的区别。贸易保护主义的范围广、指标模糊、界定抽象,而安全保护主义则恰恰相反。安全保护主义涉及到中印关系与发展的陆基设施、海基设施和网络设施三个主要领域,其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出于安全考虑或解释来限制它和另外一个国家的贸易合作。本文将提供讨论的基础,并列举一些安全保护主义案例来促进双方对这个概念与后果的认识。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烈度加剧,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特朗普执政四年来,中美关系在艰难动荡中前景堪忧。2020年美国大选实现了两党更替,中美关系也迎来重新洗牌的时间节点。在美国政治生态中,智库参政是白宫决策链上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制派拜登的上台使智库精英重返决策中心,为学界观察分析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