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灾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探讨5.12汶川大地震灾区11～16岁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创伤后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在地震发生后1个月,使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学生版,调查了540名来自于灾区的儿童青少年〔平均年龄(13.82±0.98)岁,男女比例1.06∶1〕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①灾区儿童青少年SDQ总困难分平均为13.41±5.71,74.6%的儿童青少年报告自身存在主观困难;②暴露水平较高的儿童青少年其情绪因子得分较高(z=-2.323,P=0.020);③女性的情绪因子得分高于男性(z=-4.985,P=0.000);④困难对儿童青少年学习方面造成的影响随年龄增加(χ2=9.106,P=0.011);⑤SDQ总困难分受震后儿童青少年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的间隔时间的影响,时间越长,该分值出现异常的危险性越大(OR=1.233,P=0.003)。结论震后灾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暴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震后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的时间的影响,心理干预应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和人格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智力、注意力)及人格的影响。方法采用中国修订版-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韦氏儿童智力量表Ⅳ(WISC-Ⅳ)中的符号搜索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评定275对6～16岁双生子的智力、注意力和人格特点。分析遗传和环境因素对智力、注意力和人格的影响。结果6～16岁儿童青少年的智商遗传度为0.24,≥12岁的青少年智商遗传度大于<12岁的儿童(0.82vs0.06),≥12岁的青少年知识和算术分测验的遗传度为0.85和0.76;注意力的遗传度为0.35,<12岁的男性儿童注意功能的遗传度(0.40)大于≥12岁,而女性儿童中则相反(0.04vs0.70);EPQ的神经质和掩饰人格特征的遗传度分别为0.31和0.42,而≥12岁的青少年男性的内外向和精神质人格特质遗传度高达0.94和0.70。结论遗传因素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的智力、注意力和人格的影响不同,≥12岁上的青少年的智商、人格特征的遗传影响大于<12岁的儿童。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生存质量的评价

目的评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生存质量。方法采用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病例组为73例ADHD儿童(ADHD组),正常对照组(对照组)为与ADHD组性别、年龄匹配的98例正常儿童。使用儿科生存质量测定量表(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TM version 4.0,PedsQLTM 4.0)中文版普适性核心量表、Conners父母问卷对儿童及其父母评估。结果调查的171个家庭中169个家庭完成问卷,应答率98.8%。ADHD儿童PedsQLTM 4.0中文版儿童评分总分(72.7±13.0)比对照组(83.7±12.0)低(t=-49.3,P=0.000),父母报告评分总分(70.0±12.4)比对照组(82.4±11.2)低(t=-57.7,P=0.000)。ADHD儿童心理领域分(儿童评分68.6±14.5,父母报告评分64.9±15.4)比生理领域分(儿童评分81.2±14.0,父母报告评分81.7±15.6)低(t=3.79、6.88,P=0.000)。ADHD儿童Conners父母问卷总分(44.54±17.89)高于对照组(16.09±9.23)(t=100.08,P=0.000)。ADHD儿童PedsQLTM 4.0中文版角色功能儿童自评评分与Conners父母问卷学习问题、多动指数、总分呈负相关(r=-0.650、-0.630、-0.599,P=0.000)。结论ADHD儿童生存质量较正常儿童差,品行、学习、冲动控制等问题与之有关。

喹硫平与利培酮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

目的比较喹硫平与利培酮对儿童青少年早发性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方法对61例发病年龄为10～18岁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患者,采用喹硫平或利培酮治疗,其中喹硫平治疗者31例,利培酮治疗者30例。以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估有效性,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和一些重要生理指标包括血压、体重等评估安全性和耐受性,观察期限为4周。结果喹硫平每日平均治疗剂量为(835±281)mg,平均加药时间为(8.35±5.89)d。利培酮每日平均治疗剂量为(5.83±1.13)mg,平均加药时间为(10.9±3.82)d。治疗4周后同组BPRS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组间BPRS减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57,P=0.876);但喹硫平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利培酮(χ2=4.510,P=0.034)。结论本研究提示两种药物对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均有确切疗效,其中喹硫平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更少。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外向性行为影响的双生子研究

目的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双生子外向性行为的影响。方法运用Achenbach儿童行为评定量表(CBCL,家长版)评定双生子的外向性行为,一般情况问卷、FACESII-CV、GHQ-12等量表调查双生子家庭环境因素,通过Mx软件构建单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加性遗传效应、共享环境因素、个体特异性环境因素对双生子外向性行为的影响。结果纳入分析6～16岁的双生子共168对。在外向性行为的总变异方差中加性遗传效应、共享环境因素、个体特异性环境因素分别占0.39(95%CI:0.22～0.62)、0.51(95%CI:0.28～0.67)、0.10(95%CI:0.07～0.15)。外向性行为与父亲、母亲的GHQ-12总分相关(r=0.24,P<0.01;r=0.30,P<0.01),与家庭实际适应性呈负相关(r=-0.27,P<0.01)。对外向性行为与一般环境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的外向性行为与其母亲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有关。结论儿童的外向性行为主要受共享环境因素的影响;儿童的外向性行为与其父亲和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父母的心理问题越多,儿童的外向性行为分值越高;儿童的外向性行为与其母亲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有关。

儿童认知加工速度的双生子研究

目的运用双生子法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加工速度的影响。方法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IV(W ISC-IV)中的编码测验和符号检索评定333对6～16岁双生子的认知加工速度特点。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遗传和环境因素对认知加工速度的影响。结果6～16岁儿童青少年的编码测验遗传度为0.28,在不同的性别(男∶女为0.09∶0.00)和年龄(10～16岁∶6～9岁为0.24∶0.38)的遗传度差异较符号检索的差异小;符号检索的遗传度为0.61,男生(0.47)受遗传影响大于女生(0.25),6～9岁的儿童符号检索主要受遗传影响(0.63),而10～16岁的儿童青少年符号检索主要受共享环境影响(0.56)。结论认知加工速度有中～高度的遗传度,编码测验和符号检索可能反映加工速度的不同维度。

富马酸奎硫平与利培酮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

目的：比较富马酸奎硫平与利培酮对儿童青少年早发性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方法：对61例发病年龄为10～18岁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患者,采用富马酸奎硫平（31例）或利培酮治疗（30例）,以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估有效性,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和一些重要生理指标包括血压、体重等评估安全性和耐受性,观察期限为4周。结果：富马酸奎硫平每日平均治疗剂量为835 mg±281 mg,平均加药时间为8.35天±5.89天。利培酮每日平均治疗剂量为5.83 mg±1.13 mg,平均加药时间为10.9天±3.82天。富马酸奎硫平与利培酮均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有确切疗效（P〈0.01）,应用两种药物治疗4周后BPRS减分率无统计学差异（P=0.876）;但富马酸奎硫平的锥体外系副反应明显少于利培酮（χ^2=4.510,P=0.034）。结论：本研究提示两种药物对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均有确切疗效,其中富马酸奎硫平的锥体外系副反应更少。

汶川地震灾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儿童版事件影响量表测量

目的使用儿童版事件影响量表（The 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CRIES—13）评估地震灾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对该量表进行心理测量学分析。方法以1337名汶川地震重至极重灾区8—18岁儿童青少年作为被试[年龄（13．6±1．8）岁]，在地震后1个月进行CRIES-13评估，2周后重测。对所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结果（1）CRIES-13总分、闯入因子、回避因子、高觉醒因子得分女性高于男性（z=-6．95，-6．69，-3．80，-6．21，Ps=0．000）；其中总分、闯入因子、高觉醒因子得分有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x^2=19．48，20．41，23．65，Ps=0．000）；（2）女性、复课时间晚的儿童其CRIES-13总分异常的危险性越高（比值比=1．75、1．03，Ps=0．000）；（3）CRIES-13的Cronbaeh’s系数为0．81，重测信度0．79，具有良好的量表内部一致性及内容效度；（4）验证了CRIES-13的3个因子结构，因子结构稳定性较好。结论年龄、性别、复课时间早晚对灾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影响。CRIES-13是良好的评估儿童青少年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应激反应程度的筛查工具。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双生子研究

目的 应用双生子设计的定量遗传分析方法探讨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法 使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家长版本调查了147对成都地区6～16岁双生子的亲社会行为,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Mx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性分析、相关分析及遗传分析.结果 （1）除〈11岁组外,女性亲社会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3〈0.05）;（2）共享环境因素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贡献为0.48（95%CI：0.09～0.73）,遗传因素的贡献为0.27（95%CI：0～0.66）,个体特异性环境因素的贡献为0.25（95%CI：0.18～0.35）;（3）女性、家庭实际及理想的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好者亲社会行为越好（r：0.17～0.29）,而存在孕产期异常情况者、家长管教态度越不一致者亲社会行为越不良（r：-0.16～-0.28）.结论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均有影响,年龄和性别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遗传度相关,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功能和教养环境.

遗传与环境因素对儿童内向行为影响的双生子研究

目的利用双生子设计的定量遗传分析方法探讨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于儿童内向行为的影响。方法使用Achenbach儿童行为评定量表家长版本调查了189对成都地区6～16岁双生子的内向行为，采用Holzinger公式计算遗传度，家长评定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一般健康问卷调查特定环境因素。结果（1）儿童内向行为遗传度为0．54，年龄、性别与其相关。（2）家庭实际适应性、父母心理健康情况与儿童的内向行为显著相关（r=-0．213，0．250，0．309；P，〈0．001），母亲心理健康状况为其危险因素（OR=2．483，P=0．008）。结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内向行为均有影响，年龄和性别与遗传度相关，影响儿童内向行为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功能和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

孤独谱系障碍患儿及其父母的行为表型研究

目的探讨孤独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患儿与父母的行为学表型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孤独症谱系量表（autism spectrum quotient，AQ）调查了成都地区45个ASD核心家系和30个对照家系，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因素，尤其是遗传因素对ASD发病的影响。结果父亲AQ量表的社交技巧因子、沟通因子以及母亲的生育年龄、AQ社交技巧因子与儿童患ASD相关（R分别为0．46、0．39、0．39、0．36，P〈0．05）。父母的AQ沟通因子以及母亲关注细节因子与儿童36个月前的发育异常呈正相关（R分别为O．55、0．51、0．54，P〈0．05）。父母的社交技巧问题以及父亲的沟通问题是儿童患孤独症的风险因素。结论遗传及环境因素对孤独谱系障碍存在影响。父母的孤独症行为表型是ASD发病的风险因素，且与患儿早期的发育异常有关。

5·12震后灾区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探讨5·12地震灾区11～16岁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下一步开展创伤后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使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学生版，调查了1268名来自于灾区的少年儿童（平均年龄14．20±1．02岁，男女比例1：1．02）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灾区少年儿童SDQ总困难因子平均得分为13．66±5．75，74．9％的人报告自身存在主观困难；（2）女性的总困难因子、情绪因子、亲社会因子得分高于男性（z=-4．317，-7．963，-3．717；Ps〈0．001）；（3）困难对少年儿童社会功能的影响程度随年龄增加（x2=7．684，P=0．021）。年龄越大，多动因子得分有增加的趋势（x2=13．881，P=0．001）；（4）重度暴露组其总困难因子、情绪因子、影响因子得分高于轻度暴露组（z=-2．374，-4．279，-2．114；Ps〈O．05），困难造成的主观精神困扰程度前组高于后组（z=-2．920，P=0．004）；（5）女性、高年龄者、教师／同学伤亡较重者、震后被转移至安全的帐篷或房屋的间隔时间越长者，SDQ总困难因子异常的危险性越高。结论：震后灾区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暴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震后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的时间的影响，心理干预应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四川省1312名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检出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采用青少年危险行为评定量表（RBQ—A）、家庭环境量表简式（FES—F）、调查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SSSA）及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量表，于2011年4月以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对四川省彭州市和三台县抽取的131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288份；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主要危险因素。结果1288名中学生中，有22．67％的人在近一年内曾有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男女生检出率分别为22．70％、22．64％，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63．36％的人曾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伤害，割伤或烫伤白已者中以男牛居多，为26．88％，女生为11．36％。有非自杀性白伤行为者的ASLEC、CES-D的量表分数较无自伤行为者高，而SSSA量表分数则低于无自伤者：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矛盾、抑郁情绪、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少是中学生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当地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很高，应依据其主要危险因素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汶川大地震后重灾区青少年创伤后应激反应和抑郁情绪的研究

目的评估“5．12”汶川大地震1个月后重灾区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和抑郁障碍的严重性，并对其暴露因素进行相关分析，为早期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编地震暴露问卷、创伤后压力反应症状量表（UCLA PTSD Index for DSM-Ⅳ）、儿童抑郁自评量表（DSRSC），对278名汶川地震重灾区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青少年抑郁障碍检出率28．8％（80／278）。创伤后应激反应检出率23．0％（64／278），创伤后应激反应指数和抑郁自评量表总数呈显著正相关（r=0．707，P〈0．01）。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影响因素为：性别（r=0．227，P〈0．01）、以前对地震知识知道情况（r=-0．142，P〈0．05）、受伤／死亡的老师／同学与自己的关系（r=0．133，P〈0．05）。引起青少年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因素为：性别（r=0．207，P〈0．01）、受伤／死亡的老师／同学与自己的关系（r=0．159，P〈0．01）、地震时是否在楼内（r=-0．137，P〈0．05）、以前对地震知识知道情况（r=-0．122，P〈0．05）。结论发现重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一定影响，其影响程度与灾难暴露程度等因素显著相关；需要进一步进行相关的随访研究，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灾难对青少年带来的不利影响。

汶川地震后儿童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 研究汶川地震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造成影响的相关因素.方法 样本来自成都、都江堰、北川、汶川等地,分别选取受地震影响严重的12所中、小学,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RIES-13）、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C）,调查上述学校儿童青少年在震后3、6、24个月后的心理卫生状况.3、6、24个月调查有效的学生人数分别为：7341名、7387名、7395名.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结果 震后3、6、24个月CRIES-13量表总分分别为（27.51±12.26）、（23.54 4-12.79）、（21.35±12.59）分（F=28.842,P≤0.05）;DSRSC量表总分分别为（11.79±5.73）、（10.94±5.50）、（10.75 ±5.27）分（F=17.084,P≤0.05）.震后3、6、24个月时与DSRSC得分相关的危险因素是女性（OR值分别为2.14、2.72、2.31,95%CI/值分别为1.01～3.03、1.10～5.01、1.02～4.58）,年龄小于12岁（OR值分别为1.97、2.22、1.93,95%CI值分别为1.43～3.17、1.02～3.54、1.32～3.27）,家人伤亡（OR值分别为2.19、2.45、2.35,95%CI值分别为1.04～2.89、1.16～2.08、1.02～2.79）,绝望感（OR值分别为2.24、2.09、2.16,95%CI值分别为1.00～2.54、1.70～2.58、1.00～4.56）;震后3、6、24个月时与CRIES-13得分均相关的危险因素为女性（OR值分别为2.16、2.94、1.96,95%CI值分别为1.36～2.53、1.36～2.53、1.06～3.92）,年龄小于12岁（OR值分别为3.51、2.62、1.92,95%CI值分别为1.22～5.40、1.14～4.93、1.08～3.35）,同学老师伤亡（OR值分别为2.32、2.48、2.36,95%CI值分别为1.17～2.48、1.30～2.72、1.02～2.85）,家人伤亡（OR值分别为2.73、2.21、1.85,95%CI值分别为1.67～3.61、1.04～3.15、1.05～2.38）,目睹受伤（OR值分别为2.17、2.36、2.34,95%CI值分别为1.15～3.65、1.17～2.67、1.02～3.67）,目睹死亡（OR值分别为1.98、2.39、1.71,95%CI值分别为1.10～2.56、1.14～3.70、1.57～3.88）,绝望感（OR值分别为2.02、1.94、2.02,95%CI值分别为1.67～2.35、1.66～2.27、1.82～2.26）.结论 汶川地震灾区儿童青少年幸存者PTSD及抑郁症状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年龄小于12岁、女性、家人有伤亡和震时绝望感等是影响灾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

非自杀性自伤与自杀未遂的中学生人格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非自杀性自伤及自杀未遂中学生的人格特征。方法通过分层抽样方法抽取都江堰市2 131名中学生,其中男生1 085人,女生1 046人,平均年龄为(13.92±1.63)岁,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儿童版)和自编的自我伤害行为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根据自我伤害行为问卷调查结果将受访中学生分为4组,即非自杀性自伤组(NSSI组),自杀未遂组(SA组),自伤自杀组(NSSI+SA组)和对照组(NoSH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协方差分析(以性别和年龄为协变量)和事后检验等,比较EPQ各因子在各组间的差异。结果受访中学生中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为23.18%,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3.19%,其中非自杀性自伤组有446人(20.93%),自杀未遂组有20人(0.94%),自伤自杀组有48人(2.25%),对照组有1 617人(75.88%)。与对照组人格特征相比较,典型的精神质、外倾明显以及神经质者均易采取自我伤害行为;自伤自杀组的精神质分数显著高于非自杀性自伤组(P<0.008 3,d=0.59),内-外倾分数在自伤自杀组较非自杀性自伤组有增高趋势(P>0.008 3,d=0.38)。结论人格特征与青少年自伤自杀行为关系密切,应根据中学生的人格特征给予适当引导和干预。

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流行情况，探讨其危险因素。方法采用自编调查问卷、Beck抑郁量表、Barratt冲动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通过分层抽样随机抽取都江堰市2所高中学校和6所初中学校214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在2140名都江堰市中学生中曾有非自杀性自伤者495人（23．1％），女生246人（49．7％）。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女性、抑郁、冲动、负性生活事件、健康相关的危险行为是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结论该地区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较高，需对相关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中文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目的 对中文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The 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CRIES-13）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方法 2008年9月,根据受灾情况在两所中学选择符合人选标准的600名同学为调查对象.中文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的信度用重测信度、克朗巴赫α系数、分半信度进行分析.效度研究用内容效度、效标效度及结构效度分析.结果 在CRIES-13的重测信度检验中,得出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总分（0.79）,闯入因子（0.75）,回避因子（0.71）,高觉醒因子（0.75）,其相关均有显著性（P〈0.01）.CRIES-13的总体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1;3个因子的克朗巴赫仅系数分别为：闯入因子（0.79）,回避因子（0.71）,高觉醒因子（0.65）.CRIES-13的分半信度为0.85.在内容效度检验中,各项目得分与总分间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闯入因子（r=0.83）、回避因子（r=0.75）、高觉醒因子（r=0.85）.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闯入因子-回避因子（r=0.63）、回避因子-高觉醒因子（r=0.41）、闯入因子-高觉醒因子（r=0.41）（均P〈0.01）.在结构效度中,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因子分析归纳为3个公共因子,其对总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为55.52%.在效标效度检验中,CRIES-13的闯入、高觉醒因子分别与SDQ的情绪因子、DSRSC总分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CRIES-13量表对于汶川地震幸存儿童PTSD症状的筛查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值得在灾后推广使用.

中文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划界分研究

目的 儿童事件影响量表（The 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CRIES-13）为地震后推荐使用于儿童青少年,用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筛查的量表.在对CRIES-13（中文版）信效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划界分的研究,以完善该量表的应用价值.方法 2008年9月下旬,根据受灾情况在2所中学选择符合入选标准的600名同学为调查对象.首先,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自编）、事件影响量表（CRIES-13）进行集体施测.其次,在2所学校中根据班级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由精神科医生采用K-SADS-PL对310名学生进行诊断性会谈和评估.CRIES-13划界点的划分以K-SADS-PL对PTSD的诊断为金标准,以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为评价指标,以ROC曲线进行划界分的正确选择.结果 当量表划界分为30时,显示了高水平的灵敏度（0.833）、特异度（0.836）和阴性预测值（0.97）,有较好的预测水平.结论 CRIES-13量表划界分为30时,量表对PTSD、非PTSD有很好的鉴别力,值得推广和应用.

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情况并分析影响其家庭功能的相关因素,为患者预后所需家庭支持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12年2月-2013年6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就诊的抑郁症患者125例及陪同家属各1例作为调查对象,并招募125例健康志愿者及其家属各1例作为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分别采用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SPSS)、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对所有被试进行调查,另外对125例抑郁症患者进行诊断性访谈以了解其本次发病情况。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88份,每组各122对。结果抑郁组家庭Q-LES-Q总平均分低于对照组家庭(t=-6.243,P<0.01);抑郁组家庭FAD各维度总平均分均高于对照组家庭(t=3.644、3.872、2.694、3.369、5.369、4.941、5.241,P<0.01)。根据FAD健康划界分计算,抑郁组家庭在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情感牵连、行为控制以及总体功能等6个维度上的不健康比例高于对照组家庭(χ2=6.778、23.698、26.580、39.875、17.123、10.712,P<0.05)。抑郁症患者家庭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得分与FAD中6个维度(除角色、情感卷入维度外)得分均呈负相关(r=-0.388、-0.188、-0.200、-0.276、-0.370,P<0.05)。抑郁症患者家庭的社会支持得分与FAD中6个维度(除情感卷入维度外)得分均呈正相关(r=0.363、0.345、0.244、0.418、0.328、0.457,P<0.05)。与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患者性别、受教育时间、是否首发、是否有自杀企图、是否自杀未遂、抑郁发作次数等。结论抑郁症患者家庭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而其家庭功能在多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对其家庭功能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包括患者性别、受教育时间、是否首发、是否有自杀企图、是否自杀未遂、抑郁发作次数等,在对其日后的综合治疗中应充分考虑上述相关因素以达到良好的预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