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的共同体传统及其应用价值

社会治理应该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共同体内涵。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要从对技术、制度、空间的研究转向对治理主体的行动规则及行动背后精神世界、道德伦理的研究。共同体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和治理原则,它关注治理者由利益主体向道德主体的转变,提倡德治与礼治。因此,治理不仅是一套权力技术,更是一种自我技术,通过修身、体悟、同类意识和感通等机制,在心灵上构建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能够提升政府、社区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进而形成利益沟通表达和维护的通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同体化。要实现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和任务,应在治理过程中,加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体意识,引导治理主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体谅对方的困难,进而围绕公共利益构筑共识,共同解决好相关社会问题。

历史社会学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拓展与理论追求

历史社会学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热点领域,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也为历史社会学的主题拓展提供了新方案。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内嵌议题,现代化在当下阶段的思考需要落脚于对城乡中国的理解与诠释上。这一方面需要看到人的现代化和城市等级秩序下未来城乡的融合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需要从构建城乡叙事和城乡记忆的角度为现代化速度过快而引发的心灵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将以城乡中国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议题纳入历史社会学视域,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城乡区隔,更快更好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加速社会中的记忆共同体建设:一个综合性的时间分析框架

时间是记忆研究的重要维度,而加速社会则对记忆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科技进步、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不断加速的当下,个体如何应对“信息爆炸”和“短暂记忆”之间的矛盾,如何通过记忆共同体建设实现对意义的追寻?面对这一提问,可以从加速社会理论出发,反思个体如何从时间结构,通过构建生命记忆和公共记忆而实现记忆共同体建设,进而实现社会团结与社会认同。

单位制的共同体思想传统

本文采用长时段视角,审视思想传统与制度发展的关系,认为单位制在现当代的发展除了时代的需求之外,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这种传统在近代以来受到大同理想复兴、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使单位制体现出浓厚的共同体色彩。考察单位制的共同体传统,也可以对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加深理解。

国民意识建构的社会逻辑与张力——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例

国民意识是现代国家形成的精神基础,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历史社会学方法,揭示民族国家话语机制的运作模式,发现社会舆论和劳动教育促成女工身体的再定义,促成女工国民意识的形成,承担国家责任与义务,完成从工人到国民的角色转型,却也忽视了劳动者的权利建设。厘清这一过程,有助于揭示百年来现代国家认同形成的基本过程,并进而超越民族国家话语,完善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体系。

“以工业精神改造农村社会”:薛明剑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启示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外源型乡村振兴模式,对以企业家乡贤为担纲者的内生型乡村振兴的探索仅停留于考察张謇、卢作孚等少数人物的实践。通过梳理20世纪上半叶薛明剑在无锡的乡村建设活动可以发现,无锡自治实验乡计划与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允利工厂群建设在制度和精神理路上一脉相承,它不仅将合作、自治等现代观念注入农村社会,培育出拥有主管能力和互助意识的现代乡民,还拓展了由企业家乡贤主导的内生型乡村振兴模式。在此过程中,儒家士绅逐渐转变为具有现代公共责任和伦理精神的社会企业家。

为谁劳动?1950年代末天津纺织工厂史写作与工人自我教育

诉苦是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或关注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运动,或关注改革开放后个体如何工具性的利用诉苦活动和苦难记忆实现个体利益,由此形成诉苦研究的权力动员范式和利益工具范式。然而,这些研究未能指明诉苦何以由外在权力动员转化为自我认同的结果,即苦难叙事如何由无苦可诉转向“我苦我有理”。本文通过回溯1950年代末天津纺织工厂史的编写过程,展现“诉苦”作为一种书写和展演技术,何以呈现出福柯意义上自我治理效果,这有助于弥补现有分析对建国初期城市工人诉苦研究的不足。研究发现,工厂史的编写过程是工人逐渐辨明“为谁劳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进而实现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以此实现社会秩序和民族国家建设目标。

市民权利的生产:从精英建构到社会实现的近代历程

市民权利是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精英的权利观念启蒙与实践、政府权力法规政策的制定,促使女工权利需求清晰化,这一过程通过组织和组织化活动的中介作用,推动女工实然权利的实现。权利的现代化实现是多重历史脉络叠合交汇的产物,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作用只有嵌入组织,才能消弭制度和现实的鸿沟,促使进城女工实现权利的市民化。在当今社会,社会组织的功能替代或许能够有效推动女工权利的实现。

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生产——以恒源纱厂《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为核心的分析

宿舍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创造。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40年代恒源纱厂女工宿舍的研究发现,国家、工厂和女工为应对各自的危局与困境,基于各自的结构势态分别对宿舍进行文化范畴的重新定义,结果却促成了工人宿舍共同体的产生。本研究探求女工宿舍共同体的生产,目的是发现工人以正式制度为基础营造有利于自身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基本逻辑,进而理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再造现象,为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工作提供新的视野。

工厂女工的身份认同与策略实践——基于1919—1936年津沪两地的分析

1920—193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促使工厂女工大量出现。目前的劳工研究,或者忽视性别因素的作用,或者将女工视为结构的被动承受者,较少有从工厂女工的主体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工厂女工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被压迫者,而是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主动寻求身份认同并进行策略实践的"行动者",身份认同和策略实践是女工身份自觉的主要方面;女工主要使用分离、联接、制衡等策略应对多种社会压力,进行身份认同,这种群体表现构造出不同于男工群体的社会运动特征。

饮食加速与人的现代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食俗变迁与公共食堂

与饮食相关的生活变动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形式。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现代化也在饮食领域呈现其特有的景象。工业生产的严格时间要求对进厂工人的饮食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既要解决工人吃饭问题又不能影响生产效率,则推动了公共食堂的诞生。这是加速社会带来的问题,无限加速的社会虽然造成了人的异化,但也推动了新的饮食习惯和饮食设施的产生,进而推进了人的现代化。由此观之,当下中国新公共食堂实践,如老人食堂、社区食堂等,也是工业化促成的公共食堂传统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因此,文章对工业化进程中饮食习俗进行考察,探索经由日常饮食而重构社会连接的可能性,进而反思加速社会中文化变迁与人的现代化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