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协同法学教育的理念及其展开

传统法学教育有其优势,也存在客观上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高校自发全面共享动力不足、信息网络技术潜力未得到最优化开发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要顺应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以数字技术重塑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和理念,促进知识在更大范围内共建共享。数字化协同法学教育理念旨在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实现法学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其依托于数字化协同法学教育平台,以共享理念为核心要义和底层逻辑,以细分与动态理念为运行机制和实现方式,通过三者的融会贯通构造法治人才培育的载体和媒介。在法学教育实践过程中,数字化协同法学教育可从以下五方面予以具体展开:平台的功能与组织形态,课程选用标准与激励机制,与现有慕课平台的关系,与现有国家虚拟教研室的关系,与各高校培养方案的协调。

读解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以指导案例为研究对象

将视角转向中国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从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中概括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理论问题,较以往研究具有优势。《刑法》第306条不以发生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但是需要通过具体危险犯对之进行限缩。对于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主观故意的把握,关键在于对"引诱行为"之界定,此界定需要以"广义利益引诱说"以及与"威胁"具有等置性为标准。此外,本罪中的"证人"应包括被害人。而2012刑诉法修改对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影响,为法律人变得愈加博爱提供了契机。

正当程序理论的视角之变——以紧急酷刑案为切入

本文以紧急酷刑案为切入,运用刑诉与刑法交错适用的方法,探究惩罚犯罪手段的正当性是否存在例外、例外的正当性基础及其适用边界等系列问题。通过对来自政治哲学、认识论、价值论、国际公约、替代手段、既往判例等维度的质疑声音之回应,以及基于违法阻却事由、风险社会理论、酷刑的现实运用之论证,可以认为,以惩罚犯罪手段正当性为代表的正当程序理论存在适用边界——在严格的案件适用范围、缜密的司法令状主义、彻底的比例原则这三个变量的限制下,紧急酷刑案存在正当性基础,"酷刑"有其生存的余地。概言之,正当程序理论的视角在紧急酷刑案中需要转变。

检察官裁量权制衡模式——以和解不起诉案件为切入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官权力的不规范使用留下了可能空间。法律对该裁量权的规范具有局限性,现行和解不起诉制度仍存在隐患。基于此,我国各地司法实践部门自生自发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索,尚且不成体系并缺乏理论的概括。由此,通过对这些司法实践的概念化与模式化,提出制衡检察官裁量权的一种新思路——以专业调解人员、独立的和解机构与辩护律师为支撑的"专业力量制衡模式",以人民监督员、基层组织、舆论监督为内容的"社会力量制衡模式",以事后和谈会议、事后审查制为手段的"事后公开制衡模式"。相对于传统法学理论,这三种模式在实体层面与程序层面均有突破。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逐渐确立。《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对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进行了分散式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尚不完善。当前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研究较为初步,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两分来构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以期破除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相关难题。其中,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系监察证据能力规则的核心;而监察证据证明力规则包括对传来监察证据的限制规则、实物监察证据的鉴真规则、监察证据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等。

北航新法学实践教学的基础与体系--基于新型工业化法学实践需求的线性复合模式的形成和展开

北航新法学实践教学立足于法学自身的时代发展规律的表达,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为根本启发,以时代需求为基点,反映了新时代对于法学理念、法学内容和法学方法的新要求。自1997年建系至今,北航法学院经历了基础搭建、框架形成与全面拓展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格局,实践教学呈现出线性复合的体系模式。在本科生教学阶段,表现为基础性实践育人体系;在研究生教学阶段,表现为个性化实践育人机制,并在总体上形成了内外互动的资源协同环境。该实践教学模式成效显著,以实践为基础的论文选题日益增多,毕业生多为复合型人才和政法系统骨干。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及其效力

对立法机关、最高法和最高检的主张与解释进行研习后发现:中国有关规定正在朝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要确定刑这一方向发展。其背后的动因及制约因素主要有:为了使被追诉人在签署具结书时对将要处以的刑罚有合理预期,作为激励机制,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助于增强这一预期;控辩双方协商一致后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属于带有司法公信力的承诺,确定刑的量刑建议有利于兑现这一承诺。审判机关是否采纳确定刑之量刑建议,关乎该制度能否被真正落实,规定所强调的认罪认罚案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效力为“一般应当采纳”,即以采纳为原则,以不采纳为例外。该确定刑量刑建议包含了控辩双方的协商合意,这一效力体现了裁判权对诉权的尊重,而非检察机关之求刑权对审判机关之刑罚裁量权的干预。

“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的事实认定争点与职业伦理纷争

一、事实认定争点:对披露证据的分析有学者提出,由于公众无法接触到"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的一审判决书及相关案卷材料,所以对事实认定问题无法讨论。但是不要忘记,以往的热点案件往往都是不能直接阅读到案卷材料的。那么,笔者只能努力地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中进行事实梳理,从被害人代理律师的介绍、被告人辩护律师的声明以及该案审判长的解读中加以认真研读。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以重复供述为切入的分析

对重复供述,目前存在三种应对模式: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毒树之果"模式和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但是,现有模式在处理重复供述问题上操作性和兼容性均有不足,因而有必要提倡一种以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的判断为核心的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关于继续效力是否存在,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加以具体判断,权衡被告人被讯问时的每一个因素,尤其是审酌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随后重复供述的"污染之稀释"程度。同时,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在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方面也有特殊要求。此外,继续效力的排除模式超越了强制性排除与裁量性排除的框架,适用于所有言词证据,但不适用于实物证据。

论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之成因——从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切入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功能失范的主要表现为:解决程序争议的功能失灵,组织庭前准备的功能失范,提高诉讼效益的功能也难以发挥。跳出庭前会议程序失灵的表象后,"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何以发生"成为了重要问题。目前看来,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缺失是该程序功能失范的主要成因。其间的因果律为:决定的效力缺失,使程序争议拖延至一审庭审,对合议庭和被告人参与未形成有效激励,并导致当事人失去了救济方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告别"没有结论的裁判"。

刑事证明标准的形式一元论之提倡——兼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

中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法律规定中的实质一元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多元论"两种模式,其所处的场域皆是刑事诉讼的三阶段论。刑事证明标准具有"作为拟制标准的参照功能"与"作为裁断标准的授权功能",该两大功能在现有证明标准模式中均是失范的。因此,有必要提出可以彰显功能的"形式一元论",即我国现行刑诉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应被解读为:在刑事诉讼中只存在审判阶段唯一的证明标准。在我国诉讼构造尚未发生实质变革的当下,坚持"形式一元论"是实现审判中心主义体系化路径的关键一环。

刑诉法研习中法教义学之提倡——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切入

《相对合理主义》一书为刑事诉讼法学界贡献了两个理论命题:"相对合理主义"与"刑事诉讼两重结构理论"(三角结构与线形结构)。面对诸如刑事和解这类"中国问题","相对合理主义"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上都是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的,是一种不尽合理的方法论。而"两重结构理论"注意到我国司法经验同时又考虑到类型化的分析手段和诉讼观,体现了从经验到理论的方法论,在刑诉法学界具有较大影响。伴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以及地方性司法改革的层出不穷,以建立在从经验到理论的方法论之上的法教义学来实现刑事诉讼知识创新是值得提倡的。

判决书撰写中刑事法教义学之提倡——以一份德国刑事判决书语言、文字及说理方法为切入的分析

撰写一份判决书不等同于书写一篇学术论文,所以,法官的大脑不能成为各种学说的跑马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判决书的撰写也必须像书写论文一样具有论证过程、注重说理方法。有学者将判决书描述为"一幅精选的图景",认为裁判者在决定何者可入选与如何入选时要经过许多选择,寻找想找到的东西并坚持到底直至找到,当最初找到的东西不符合试图建构的图景时。

善待法理学的问题意识——读比克斯的《法理学:理论与语境》

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苏格拉底法律不是一门需要掌握的手艺,而是一种知识追求。——布赖恩·比克斯一、理论与语境之间的问题意识比克斯在该书([美]布赖恩·比克斯:《法理学:理论与语境》(第四版),以下简称"比克斯书",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页)的第四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第一部分的论题(法律理论:问题和可能性)通常不包括在大学课程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储槐植教授专访

【学者简介】储槐植(1933—),江苏武进人。1955年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1-1982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研修美国刑法。著有《美国刑法》、《犯罪场论》等专著以及文集《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学》、《刑事一体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具有学术标签意义的学术思想包括"刑事一体化"

指导案例视角下网络黑灰产犯罪罪量的司法证明

证明对象海量化以及证据与罪量的证明关系发生变化,使得在打击网络黑灰产犯罪时,对其罪量的司法证明问题成为当前的最大难题。现有罪量司法证明应对方案没有给予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以足够关注。在对现有方案检讨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关两高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及相关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发现,对于网络黑灰产犯罪罪量的司法证明,我国司法机关业已形成了一套证明方法,其分为三个环节:公诉方基于综合认定得出推定数量;辩护方针对推定数量承担证明责任;公诉方对反驳进一步承担证明责任。

我们的征途是“像样”的法律评论

1946年10月10日,胡适先生第一次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区别于当下时髦的＂双一流＂目标,先生对北大的期望是＂像样＂。那么,老校长所说的＂像样＂,究竟是何种模样？如果正面构想相对困难的话,我们不妨先看看什么是＂不像样＂!不尊重学术,

莫让时间腐朽了初衷

自“2012年法学本科生书评征文”结识《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的师兄、师姐始,我与《评论》已相识四年多。时任编委会在结果公示中指出：“最终获奖的三篇文章实为本次征文中的佳作,但也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水平,或者说作者本可以表现出来的水平。

刑事法专题导言

随着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以及地方性司法改革的层出不穷,刑诉法学知识创新恰逢历史良机,刑诉法学学者施展自己学术观点的舞台亦将空前广阔,但我们必须克服仅仅简单地以西方理论和制度为大前提,以中国问题为小前提,进而提出机械的"法对策"这一弊病。新刑诉法已经被正式颁布,此时,学者的视角就应该转变,即通过法律语言、法学原理解释新法,从而通过这一技术方法规制新法之实施,这一技术方法便是"法教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