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党的十三大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从总体上规划了“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不是朝令夕改的急就章,而是根据客观实际做出的涉及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问题的决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进程,只能是在十亿人口“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才能够第二步走上“摆脱贫困”的小康之局,进而第三步“

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

糖,在上古曾有过种种称号:如“饴”、“饧”、“(饣长)(饣皇)”等。杨雄《方言》说:“饧谓之张皇,即乾饴也;饴谓之(饣亥)饧,谓之,江东皆言糖也;凡饴谓之糖,自关而东,陈、魏、宋、楚、卫之间通语。”这种糖是麦芽糖,制法是用稻麦黍粟之类,浸湿生芽暴乾,然后煎炼调化而成的。这种糖从文献记载上看,至迟在周代已开始制造了。《诗经·大雅》:“

試論北宋中期的农民起义

赵宋王朝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封建政权建立初期时的不同特点之一,在于阶級矛盾自始就达到異常尖銳的程度,农民起义的風暴在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不久,便开始席卷了他的統治地区,构成对現存政权的严重威胁。除了993年王小波、李顺、張余、張嶙等所領导的四川农民大起义之外,檢閱史籍,有領导的,粗具規模的反宋武裝暴动事件,尚有下列十数起之多:(1)963年,袞州周弼、毛袭聚众起义,屡敗官兵。(2)966年,四川軍兵与农民联合起义。

不能替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与罗尔纲、茅家琦同志商榷

一八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李秀成,一反往日那番战马倥偬、出生入死、痛歼强敌的英武姿态,变成向革命大敌——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阿谀謟媚、乞求活命的胆小鬼,公然给大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亲笔呈供,招认“罪行”,可恥地投降变节了!然而,罗尔纲同志在题为《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中,却执意地否认这个事实;茅家琦同志的《论李秀成》一文(見1964年8月7日《文汇报》)也只是承认李秀成有“缺点”、“错误”或对敌人抱有“幻想”,同样地迴避了这个事实。我们认为,他们对李秀成“耿耿精忠”的“光辉的一生”

“四人帮”恶劣学风一例——驳梁效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歪曲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说: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否定”。梁效以此作为论证黄巾起义“横扫了儒家反动势力”,“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创造了条件”的主要论据之一,而且声称,他们这是在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什么“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妄图给自己的“影射史学”披上一件革命外衣。

宋代东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在永嘉南渡之后,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迨至隋唐,“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传统的关陕、汾晋、河洛诸区域的经济优势,已被江淮所取代,经济重心的移位日臻根深蒂固.降及五代,虽干戈扰攘,中原版荡,然而,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两浙州县,“境内无弃田”,“米一石不过数十文”.

糖辨

关于我国的糖和蔗糖的制造究竟肇始于何时,古今学者的说“糖”之文,颇多异词。因撰是篇,探索隐微,疏正辨失,略陈管见,诸希通达,不吝明教。

“两种革命論”是“經济宿命論”嗎?——关于农民战争史討論問题的商榷之一

(一) 近来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問题的討論已再度展开。这是从关鋒、林聿时同志著文批評蔡美彪同志、孙祚民同志继之发表反批評蔡美彪同志的文章,双方都旨在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相統一的方法使分歧意見直接交鋒后才正式开始的。接着,許多同志先后在各报刊上杂志上撰文发表意見,遂推动这埸討論更加热烈地持續下来了。我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