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新探

三十年代初,当左翼理论家与“自由人”胡秋原所展开的一场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大论辩正趋向高湖的时候,《现代》月刊编辑之一的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参加了论辩。他自称是“第三种人”。

激民气之暗潮 开诗歌之新体——谈《晨报副刊·诗镌》

《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于1926年4月1日,同年6月10日终刊。共出十一期,周各一期,由徐志摩主编。《诗镌》是五四以来继《诗》月刊、《诗学半月刊》、《诗坛》和《支那二月》之后的又一个新诗专刊。它曾为我国的新诗建设作出过较大贡献,在新诗发展史上,应该有它的位置。

论刘延陵的诗

刘延陵是现代诗歌史上第一代诗人之一。如何认识、评价他的诗,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刘氏很早就退隐诗坛定居海外,他的诗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原为《刘延陵论》的一部分。文章勾勒了刘氏新诗的概貌,对他的诗歌的时代色彩、艺术个性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

朱自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批判地继承前代的研究资料，洞悉本学科的研究历史，这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在朱自清诞生90周年、逝世40周年之际，对这位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和斗士的研究状况作一番历史的反思，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国第一个新诗杂志——《诗》月刊

本文描绘了《诗》月刊的历史面貌:对所揭载的新诗、译诗和诗论作了比较充分的评介。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作为我国新诗的第一个杂志,《诗》月刊传达了一定的时代信息;为我国刚刚起步的新诗提供了园地和及时引进了新焙的养料;在扶持、推动新诗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诗》月刊在文学史上乃至在出版史上都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漫话“第一幕”——读夏衍剧本随笔之二

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曾经说过:“第一幕是最难写的。”第一幕“最难写”出之于他的口,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夏衍同志是我国话剧园地中的辛勤的园丁。自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涉足于话剧领域以来,他已为我们写了十多个剧本,探究一下他是怎样编织第一幕的,这对我们不无有益的启示。夏衍同志说过:“如果一出戏一开幕时,不能把时间、地点、气氛反映出来,就不是成功之作。”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时间。

论《上海屋檐下》的艺术结构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下简称《上》剧)写于1937年黄梅季节,距今已历四十余年。1980年,当它重新被搬上舞台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对于这样一部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剧本,探讨一下它的艺术结构,我以为不是没有意义的。 1 《上》剧写的是旧上海里弄同一屋檐之下的五户人家从早到晚的一天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前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上》剧的帷幕第一次为观众启开的时候,舞台上除了老报贩“李陵碑”的阁楼不易为人们所见外,二房东林志成、沦落风尘的施小宝。

戏剧环境浅议——读夏衍剧本随笔之一

夏衍同志曾经说过:“如果一出戏一开幕时不能把时间、地点、气氛反映出来,就不是成功之作。”这是深得编剧艺术三昧的经验之谈。一般说,时间、地点和时代气氛等因素,构成戏剧情节的背景,或者叫做环境。剧作家如能重视环境的刻划,不但可使剧本焕发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也有助于深刻揭示剧本的主题思想。

读《死后》

通过奇幻的梦境,表现作者某种“小感触”,这是《野草》中许多篇章所采用的构思形式。无疑,这能为作者提供极大的艺术天地:天堂地狱,神魔鬼怪,生前死后,都能汇于作者笔端而成为描写对象。当我们欣赏、品评《野草》中此类作品的时候,也就如同进入了神异的艺术世界,在美的享受之中,真切地领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小感触”。《死后》就是此类作品中的一篇。《死后》写的是“我”梦见自己死后所经受的一切。本来,死后的种种情况,死者是无法得知的。但本文恰恰是“死者”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的记录。乍看起来,有悖乎情理,可谓“奇哉”。然而作者匠心独运,

试论“自由人”

1931年年底,“社会·文化·思想·教育批评旬刊”《文化评论》创刊于上海。在以“真理之檄”为题的发刊词中,该刊同人宣称:“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这之后,该刊主编胡秋原曾多次申述过类似的意思。如说:“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的立场。”他们自称是“自由人”,高擎起文艺创作自由论的大旗,鲜明、坦率地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主张,大声疾呼;“恺撒,祭司,长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后裔们”“勿侵略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