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规划法和遗传算法在清江工程项目中的实际比较

在水电站负荷分配最优化算法中,传统的方法是动态规划法,但是由于该算法本身的缺陷,应用越来越显得不足。随着遗传算法的研究和成熟,它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这一领域。但是究竟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实用性如何,一般只是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利用实际的工程例子,通过Delphi7 0和Matlab6 5做出的仿真结果来对两种方法的表现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一种消除动态规划法中维数灾的新方法

常规的动态规划法优化水电站厂内负荷分配时 ,容易出现维数灾。限于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和存储空间 ,维数灾会导致负荷分配不能满足实时控制的要求 ,有时还发生负荷不能分配的情况。基于实际应用 ,提出了一种新的维数灾消除方法 。

机组启停导致损水的最优策略研究

在水电站制定厂内机组最优负荷分配时一般都假设水电站的水头是不变的。然而,实际运行中,由于机组耗水等各种原因都会导致水头产生比较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优化分配原则要能满足水头变化的要求。利用网络图权值法和动态规划法,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两种最优负荷分配的方法并给出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对比讨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香港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对内地相关立法的启示——以内地《专利法》的再次修改为视角

香港地区的专利权限制制度深受英国专利法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国际性。香港与内地法律在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专利的强制许可和专利效力限制的其他措施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内地《专利法》再次修改之时应借鉴香港的相关有益做法,在《专利法》中增加专利权效力恢复制度,修正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扩大不授予专利权的对象和改进对专利权进行限制的其他措施等,以完善内地专利法律制度。

论我国古代神话的形象和形象的塑造

我国古代,英雄神话远远多于自然神话。原始的宗教和社会的嬗变,地域的辽阔和习俗的差异,使我国古代神话形象具有千姿百态的风采。这些神话人物,功高盖世而完美无缺,形象伟岸而性格平面。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留下的创作经验是多方面的。我国古代神话形象的思想生命和艺术魅力是永恒的。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人权法反思——基于必要性的考量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制度中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安全阀",其适用范畴的任何伸缩,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回溯知识产权与人权挂钩的历史事件,反思在著作权保护与人权保护同样强势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失衡,进而指出合理使用制度的未来变革应当体现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权属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

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措施被认为是解决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的最后手段。尽管它比GATT相关规定有了不少改进之处,但其文本规定上的不足和本身所固有的功能性缺陷仍使得它备受批评和争议。国内外学界对此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有必要对这些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探讨我国应持有的立场和对策。

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革新路径——基于比较法的分析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在2008年和2010年相继修订之后,虽然对专利权限制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一定的修缮,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通过比较研究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其成功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对于促进专利权人、专利权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之间达成利益平衡,意义十分重大。

人权法视野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改进的原则

著作权的人权属性要求它在必须在垄断与分享之间创设某种平衡。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制度中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安全阀",其范围的任何伸缩变化均关系到著作权法人权保护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实现垄断与分享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人权法视野下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改进时有必要着重把握法益优先保护、激励与接近平衡和工具主义三项核心原则。

我国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促进机制探究

近年来,为了培养出能够适应21世纪全球化竞争的创新型人才,各大高校都十分重视大学生科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为我国未来创新型人才培育、储备和输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面对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国内高校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管理体制、培养模式、成果转化和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因此冷静反思当前的主要问题,从体制设计、主体优化及成果保障等多方面入手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的长效促进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诰封明故太淑人彭母墓志铭”考析

通过对出土文物“诰封明故太淑人彭母墓志铭”考析,在与相关史料的即证中推演当时土司家政与重要历史事件的联系,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和疏漏。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定位

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身份间接参与争端解决程序,向争端解决各方提供客观、科学和公允的信息,有效发挥其辅助争端解决的角色功能,具有十分充分的正当性。但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成员方过于担忧WTO的政府间性质会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冲击、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亦需要仔细甄别,使得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行为仍然面临巨大的角色困境。因此,只有客观分析困境,厘清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困惑,进而科学应对,方可走向共赢。

反思与超越:国际法学研究范畴的法理学解读

法理学和国际法学都是法学领域的基础学科,有其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虽然中国目前的法理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国际法基本问题的研究,但法理学对国际法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国际法学的发展更是不断超越着传统法理学的边界,充实着法理学的内容。因此,为了促进法理学与国际法学的互动发展,当今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应当超越国内部门法的藩篱,涵盖国际法学的基本原理,以更好地发挥其对部门法学普遍的指导作用。

CEPA性质之我见

2004年1月1日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标志着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在“一国两制”政治架构下开始了创新性实践。《安排》性质的界定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它究竟是国际条约、国内行政协议,抑或兼具了两者的性质,还是一项具有国际法上拘束力的区际协议,至今尚无定论。本文拟从《安排》签署的背景及其法律依据入手,层层剖析:《安排》不是国际条约,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内行政协议,而是符合WTO规则的特殊的区域贸易制度安排,是一项具有国际法上拘束力的区际协议。

域名与商标的权利冲突和国际法协调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域名潜在的商业价值及其与商标之间的特征差异,使得二者的权利冲突屡见不鲜。目前,国际上有几种典型的解决域名与商标权利冲突的立法模式,但各有侧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因此,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国内立法等措施,进一步改进二者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欧洲人权法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兴起与转向——从Anheuser-Busch案到Verlagsgruppe News GmbH案的司法考察

从2005年的Anheuser-Busch案开始,欧洲人权法院打开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大门,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诉求给予高度关注。但是,自从2008年Verlagsgruppe News GmbH案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对知识产权判例的态度开始从权利保护转向权利限制,体现了该法院未来将不再单纯地从财产权的角度保护著作权,而是试图兼顾私权、人权和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预示着知识产权制度均衡发展的未来走向。

非政府组织介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证分析及其利弊考量

WTO争端解决机制正式运作以来,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断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法庭之友"陈述的方式介入到争端解决程序中来。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可以提请法官注意到争端当事方可能忽略的法律、环保、人权等问题,提高裁决的质量并增强WTO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这种介入也可能会给当事方造成额外的诉讼负担,影响裁决的效率等等。因此,如何在允许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身份介入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缺失与未来构想

在WTO的司法实践中,非政府组织曾多次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争端的解决,对WTO的司法裁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在WTO的法律体系中始终无法找到一份指引非政府组织参与争端解决程序的规范性文件,使得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实践中缺乏必要的规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争端解决程序的效率和稳定性。因此,通过上诉机构制定指引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实体及程序性规则,明确非政府组织参与资格的甄别标准和其他正当程序要求,对于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行为、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应诉、提高WTO的透明度将大有裨益。

技术措施保护对知情权的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人不断诉诸技术手段为作品设置技术防线,技术措施的保护制度应运而生。然而,技术措施保护虽然能有效加强著作权人对数字作品的控制,其一旦被滥用,则不仅会压制社会公众信息获取的来源,更会对民众知情权的行使造成不小的侵害。因此,为了化解技术措施保护与民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我国有必要紧紧抓住《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难得契机,革新现行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使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延伸至数字环境,适度增加该制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以更好地维系著作权保护与信息共享之间的动态平衡。

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而且是一种非绝对化的、必须兼顾公共政策目标的特殊私权。正是基于这种特殊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激励、法律保障和社会基础,有效地配置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遭遇到技术垄断、权利滥用等困境。因此,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而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