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重要视角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政治沟通是当代政治体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沟通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通过推进政治沟通的制度建设,拓宽沟通通道,畅通沟通信息,增加政治沟通的文化内涵,可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

中国政治社会化有效性提高的对策思考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必须进行如下变迁 :丰富和扩展政治社会化的内容 ;扩大和利用政治社会化的渠道 ;变革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 ;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 ,推进政治社会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

非营利组织问责:逻辑意蕴、困境解析与途径探究

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成为近年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委托——代理理论和经济人假设理论是非营利组织问责的理论基础,契约形式与身份形式是其问责的逻辑形式。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着产权界定困难、立法不完善、问责主体缺位、自我问责能力弱等多重困境。可以从监督、评估、反馈的制度建设和责任意识下的文化重塑这两个维度来探究超越问责困境的途径。

社会转型期提高中国政治社会化有效性的途径变迁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为了适应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必须进行如下变迁:丰富和扩展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扩大和利用政治社会化的渠道;变革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改进和发挥政治社会化组织的功能;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推进政治社会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行为:表现、原因及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偏差行为导致了公共政策执行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本文描述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偏差行为的表现,并探讨了产生这些行为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关于和谐文化的理性思考——基于历史选择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视角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本文首先了解和谐文化的一般理论,其次从历史选择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对和谐文化建设的诉求,最后深入思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现实路径选择。

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探究

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公民社会与善治理论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支持,专业优势、效率优势、资源优势、沟通优势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优势。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表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

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解读:逻辑起点与现实回归

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基本属性、公共义务与资源约束成为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的逻辑起点,承担公共责任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是指组织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有义务对曾经做过、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向公共责任的客体做出解释和辩护。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公共责任存在着法律法规、政府规制、社会监督、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困境。要从完善法律框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多元监督、注重内部自律等方面来超越困境。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政治沟通发展困境与超越的理性思考——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政治沟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流派。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考察,我国政治沟通面临着发展的结构困境与功能困境。当前要从拓宽沟通渠道、强化双向沟通、加强制度建设、运用多种沟通方式等途径来超越政治沟通发展的困境。

系统结构视野中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理性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由公共政策、政策执行者、目标群体以及执行机制等要素组成的系统,此系统处在外部环境这个更大的系统中,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系统结构论的视野来分析研究此问题,将会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协作关系研究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协作。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善治理论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的考虑基点、行为方式、应变能力、专业色彩等维度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互动协作的现实基础。当前,要从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联动反应机制、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监管、非政府组织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来实现两者危机治理的互动协作。

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解构:逻辑起点与现实回归——基于中国实际的理性分析

基本属性、公共义务与资源约束成为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的逻辑起点,承担公共责任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公共责任存在着法律、法规、政府规制、社会监督、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困境。我们应从完善法律框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多元监督、注重内部自律等方面来突破困境。

公民社会理论探析及其现实思考

公民社会理论发生并成长于西方社会 ,并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本文旨在理清此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在时下复兴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对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从毛泽东的“大同境域”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模式选择的转变

“大同”和“小康”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未来社会模式的两种说法。追求现代化已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从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经历了从“大同境域”到“小康社会”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把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结合起来的决心与能力。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转型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本文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化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政治权威。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

“跨越过程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维起点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一个理论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形态理论分析,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个漫长而完整的过程,该过程由“生产关系跨越”和“生产力跨越”两个阶段构成,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跨越,才是实现了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目标。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跨越过程论”为思维起点,从现实定位、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个方面体现其与“跨越设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非营利组织问责:概念界定、要素分析与限度把握

随着非营利组织规模的扩张、吸引资金的激增和塑造公共政策力量的增强,对其进行问责成为近年来各界关注的热点。非营利组织问责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方式和问责效果五个要素构成。可以从代表性概念视野下问责的定位判断、多重利益相关者视野下问责的回应对象选择、自主性维持视野下问责的自律他律机制的平衡选择等方面对非营利组织问责的限度进行探讨。

政治沟通理论和实践研究论纲

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公平、民主、正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现政治层面的沟通。政治沟通是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交换、反馈、输出的过程,是政治系统赖以存在与运行的基本前提和不可缺少的要素。社会转型对政治沟通的巨大需求与政治沟通滞后性之问的矛盾,导致了政治沟通发展的不足。当前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强对政治沟通的研究尤为重要。

人民性:民本思想现代转换的重要视角

传统民本思想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内涵。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影响中国政治几千年,并继续发生影响。毛泽东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基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但不够彻底,他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根本超越。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基础上,给予人民准确的历史定位,突出“人民性”,用“以法治国”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彻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