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彝尊对南宋遗民咏物词的新变——以《茶烟阁体物集》对《乐府补题》的新变为中心

咏物词是词中的大宗,地位重要。晚唐五代及北宋咏物词追求形似,偏重闺情。“靖康耻”带来的家国兴亡的震动引起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南宋词托物言志、借物抒怀,丰富并深化了自晚唐以来的咏物词传统,其意内言外、重在寄托的特点是南宋词骚雅特征的重要体现。清初朱彝尊推崇张、姜清雅词风,以强调创新和生新为手段,其咏物词创作出现一系列新变,主要表现在:从遗貌取神到遗神取貌;从重寄托到无寄托;从亦物亦我,见神见意到物即是物,物中无我。这种新变的出现既是时代环境使然,也与朱彝尊的主观因素相关,更体现了咏物词表现手法在体物和不体物之间徘徊的规律。探究这种新变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何绍基对性灵诗学的承与变

何绍基历来被视为道、咸宋诗派的理论家,其诗学多被当作翁方纲肌理说的余波和学人诗的代表来讨论。但是,淡化其宋诗派的身份,回归其诗学本身,何绍基实际上是袁枚的追随者,他的诗学底色是叶燮、袁枚的性灵一派。这种浓郁的性灵诗学倾向体现在论诗诗句、诗学理论体系和诗歌评点中;同时,何绍基诗学和性灵诗学也有颇多异趣之处,譬如性情的雅化、对考据的强调、诗歌评点重议论、重刻画摹写细腻等,而这正是其学人本色的体现。总体而言,何绍基将性情置于学问之上,性灵诗观是其诗学的底色和逻辑起点。

陈洵词的“古仁人”思想及其艺术表现

陈洵是清末民初岭南著名词人,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其词不仅和况周颐并称,而且和黄节诗歌对举传世。他一生布衣,未曾居庙堂之高,但却忧生念乱,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情结。他作词重比兴寄托,以"留"达妙境,重视情感表达的含蓄委婉和典律精工,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深沉的忧时念乱之情或寄托于物象摹写,或触感于节序变化,或托之于美人香草,展示了一位远离朝堂的布衣词人的黍离之悲,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和时代特色。

曾国藩与晚清湖湘宗黄风尚的形成及意义

黄庭坚诗歌在湖湘诗坛一直寂寂无闻,直到晚清曾国藩以高位力倡,其诗学典范地位才得以确立。黄庭坚诗因其生涩、奇崛的特征而在清代前中期未成大流,曾国藩在接受时吸收其倔强之长,去除其生涩之弊,又将黄庭坚与杜甫、苏轼等几位在清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并举,视其为需要终生笃嗜的对象,从而极大提升了黄庭坚在晚清被接受的效度。曾国藩推崇黄庭坚诗风得到了湖湘士子的积极响应,晚清湖湘改变前代或宗杜或崇苏或尚韩的传统,拓展了诗学路径,形成了宗黄的风气。这成为晚清宋诗运动的重要表现,也是晚清湖湘诗学崛起的重要环节。

论何绍基诗歌的性情书写

性情论是何绍基的重要诗学理念,他认为诗歌风格与个人性情密不可分,诗歌自成家数也不主要是在诗歌上用力,而是先培养独特的性情,然后搬移性情于笔墨。对于这样一个明确提倡性情书写的诗人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很好地践行了诗学理念。何绍基一往情深且直率耿直,因此亲情诗情感深厚、直抒胸臆;他个性奇宕且旷达不羁,因此自然物象诗善写奇景异趣,奇伟壮阔;他心性高傲且执拗坚韧,因此组诗书写挑战难度,力求摆脱日常经验。目见之皆是性情,读其诗如见其人。从创作的角度具体考察何绍基诗歌的性情书写能为理解何绍基的性情诗说提供一个很好的角度,也能更好地了解何绍基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