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向度

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是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衍生而出的中国特色法治实践。从融入范畴上看党的领导入法入规集中于法律法规,属于国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从融入内容上看包括党的领导地位和党实施领导的体制机制的融入;从融入技术上看应恪守“抽象确认党的领导”原则。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承续了政治权力合法化的传统惯性,发展了“宪法为上、党章为本”的复合宪制理论,推动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互生共融的特色实践,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产物。明确立法融入党的领导的重点领域、确立统一的党的领导入法规范、强化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的宣传教育,应成为进一步提升党的领导入法入规质量的可循进路。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蕴含的党规与国法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制度支柱。第五次宪法修正案是新时代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宪制变迁,必然会涉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形塑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党的领导"领域的交叉关系,即国家法律抽象确认与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创设催生了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新机制。党政联合制定混合性党规体现出党规国法的"一体关系","留置"取代"双规"等法治先行先试路径彰显出党规国法的转化关系。

“党的领导”入法原则及其标准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除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党的领导”外,“党的领导”无疑应写入相应的国家法律之中。“党的领导”无需入法论、全面入法论等观点均不能成立。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调整范围上的功能分工,只有政治性较强的国家法律有必要抽象规定“党的领导原则”,且不宜涉及党的具体领导方式、领导权限、领导程序等内容,形塑出“党的领导”入法的抽象确认原则与政治判断标准。为了避免“党的领导”入法的“泛化”现象,应在政治判断标准内涵的指引下进一步构建“党的领导”入法的清单模式,厘清“党的领导”入法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确保“党的领导”入法的规范化和准确化。

党的领导与中国法治特色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中国法治才独具特色,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理论,即法治建设的领导论、法治渊源的二元论、法治路径的统筹论、法治推进的重点论。

应急领域强化党的领导的法治路径——以党规与国法的统筹推进为视角

应急领域加强党的领导,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必然,也是中国制度发展实践的必然。将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应急法治体系势在必行。检视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现状,党的领导尚面临国法融入不足、党规细化不够等规范供给问题。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筹推进的新时代法治背景下,有必要及时将党的领导融入应急国法体系,进一步健全党领导应急工作的党规体系,从而在应急领域建构起独具中国特色的强化党的领导的法治路径。

重大疫情防控中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与路径完善——以党领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强化党的领导是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的必然选择,能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决定性的政治保障。根据党的领导内容、方式、范围的不同,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既体现于宏观式的总体领导,也存在微观式的具体领导。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背景下,党的领导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通过完善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体制、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决策机制以及党的具体领导的制度保障机制,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党的领导入法的文本表达:实践样态与完善进路

立法融入党的领导既是加强党对相关工作领导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党的领导法治转型的必然结果。从当前立法实践看,法律法规写入党的领导主要通过“政策性(宣示)表达”“职权性(权力)表达”“责任性(义务)表达”三种基本类型予以呈现。囿于入法技术标准化建设滞后、立法主体认识水平差异以及重内容轻形式的思维局限等因素,党的领导入法的文本表达在条文表述规范、语词表述规范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确立统一的党的领导入法文本表达技术规范、健全党的领导入法文本表达的审查程序、提升立法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应成为党的领导入法文本表达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可循进路。

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内涵与路径研究

法治中国一体建设是在传统法治理论和具体实践基础之上总结凝练所形成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彰显了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法治道路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观念、回答了如何实现“大国法治”现代化的时代之问。深入推进法治中国一体建设,需要以依法执政为核心建设法治国家、以依法行政为重点建设法治政府、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建设法治社会。

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复合模式及其实施路径

党的领导法治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但单一的国法模式或党规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难以为党的领导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有必要建构党的领导法治化的新模式,即国家法律抽象确认、党内法规具体细化的复合模式。应建立国法抽象确认的政治色彩判断标准,明确党规具体细化的纯粹党规路径与混合性党规路径,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