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环境文化历史与现代评析——兼议中国环境文化的二元构建

"立足于在有限环境中永久地无限止地扩张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持久,它追求的扩张主义目的越是成功,它的寿命也就越短"。〔1〕然而直到这种生活方式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戕害得千疮百孔时,我们才开始迟钝地反思已滞后多时的环境文化。我们需要寻本溯源,从古老的"天人合一"环境哲学中汲取智慧,更需要借助儒家伦理法的导引,将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结合起来,促进环境道德的法制化和环境法律的伦理化,藉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探讨——以过失“威胁犯”的引入为视角

近年来,污染事故的高发引起了刑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提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设置过失危险犯,但该理论却存在固有缺陷,遂异议蜂起。刑事立法虽也在亦步亦趋地朝学者的吁求靠拢,却始终是小改小修,未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精神彻底贯彻于条文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扬弃过失危险犯的旧理论,提出过失"威胁犯"的全新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借鉴诸多学者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重点论证污染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外国先进立法,对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提出具体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立法的哲学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位附近,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然作为生态环境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的环境刑法虽经过数次修正,却始终瑜不掩瑕,有心无力。"自由主义"秩序观误导下的对刑法"谦抑性"的曲解导致威胁犯至今仍逍遥法外,"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理念的缺失又造成刑不当罚,罪责不一,污染屡禁不止的原因正在于其成本偏低。滞后的立法在刑法哲学上的价值错位需要从环境哲学的层面寻本溯源,这便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引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因此,只有重新确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并以此指导环境刑事立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立法与现实间的矛盾,从而有效治疗环境污染的顽疾。

原则监管、规则监管与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美国式"规则监管"基于法条主义,标准化与僵化同在,英国式"原则监管"以风险和结果为中心,灵活性与复杂性并存,两种监管模式内涵交叠且优势互补。当前中国实行政府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体制,"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符合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实际需求;应从防止原则监管的不确定性风险、推动监管的"去中心化"、实行区分原则、合理界定原则与规则的适用范围、严禁原则越过成文法直接作为惩罚依据等五个方面化解"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间的冲突,促进二者在中国监管框架中的宏观制度平衡;并通过加紧制定金控公司立法、修改《证券法》等金融行业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规则体系,为监管框架改革提供微观制度保障。

刑法视域内的中国环境文化建设思考

日益紧缺的自然资源和铺天盖地的污染物给我们的生存发展和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环境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其创设本身就代表着我们对当前落后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哲学的反思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环境哲学的憧憬。时至今日,环境文化建设已成为国家普及环保理念、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点,而刑法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决定了对其进行立法改革是推进我国环境文化建设的重要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