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新型劳动中介和长三角一体化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对当前中国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运用行政力量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同时,应重视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新生市场力量对一体化的潜在作用。运用“我的打工网”的大数据,可以发现,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充分运用催生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的新型劳动中介,它起着整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同时,就业大数据也有助于提供区域乃至全国层面的信息公共品。政策含义是,出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长三角各省市应支持跨省市经营的生产服务平台,减少其跨地区开展业务面临的政策和监管障碍;同时,应鼓励和支持数据产品的开发,为城市群内的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信息服务。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制造业集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制造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且各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均有待提升。因此,仍需鼓励制造业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开发区政策不可持续

早期的开发区承担着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任务。但当其运营模式逐渐成熟之后,开发区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变成国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此,中国区域战略的转变会反映在开发区在区域间分布的变化上。2003年之后,开发区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中西部偏向,这一偏向确实起到了改变经济布局的作用。

分工与协调: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理论与新路径

一、新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新格局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其中,“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分工与协调: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理论与新路径

在新发展阶段,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消费市场和服务业将获得快速发展。在此进程中,中国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分化,经济活动和人口仍将向沿海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围集聚,偏远地区人口持续流出,进而形成从沿海向内陆、从中心城市向外围的发展梯度,呈现“双重中心—外围”的区域发展新格局。面向未来,区域发展战略应践行“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新理论,在城市群内部区分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开拓区域间分工和协调并重的差异化发展新路径。通过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中国将在建设统一大市场过程中改进资源的空间配置,释放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

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为什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国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载体,开发区政策的地理推进反映了区域发展战略从东部优先到地区间平衡的变化。文章指出,开发区在地理上的分散分布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平衡,并有损经济的可持续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内陆地区的开发区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面的确并不逊色于沿海地区的开发区,这使得中西部偏向的政策确实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投资规模。但是开发区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沿海地区,开发区提高了企业效率;而在内陆地区,开发区降低了企业效率。同时政策的区域平衡也伴随着欠发达地区的高债务风险。这意味着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平衡既有损总体效率,又损害了欠发达地区和总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

本文基于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牺牲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城市体系的调整将向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大城市进一步集聚。这一道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区域和城乡间人均收入的平衡,从而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与这一道路相比,现有体制下城乡和区域间的利益矛盾是造成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城乡分割政策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其后果不仅是城市化进程受阻、大城市发展不足和城市体系的扭曲,还造成了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

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大国发展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的双重目标。近十多年来,中国面临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区域间依旧存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建设用地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鼓励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其结果是整体经济效率增速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孕育着很大的债务风险。在经济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转移资源的"动钱"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动人"和"动钱"相结合,同时实现经济集聚和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来实现效率和平衡的双赢已迫在眉睫。

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区域性核心大城市的距离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关系,随着离大港口越来越远,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上升再下降。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也存在三次曲线关系,但是没有第二波峰,说明第二产业的集聚力比第三产业相对更强,但离散力相对更弱。同时,我们也发现,区域性的大城市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含义是,向沿海和大城市周边的空间集聚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服务业作为内需增长的源泉并不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对中国地区发展政策的思考

中国在2003年之后强化了地区发展政策的力度。地区发展政策已成为中国构建区域经济格局和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然而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却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梳理了地区发展政策成败的经济学逻辑,并从局部均衡效应和一般均衡效应两个角度指出评估地区发展政策成败不仅需要更为全面和严谨地考虑其对政策目的地的影响,还应考虑其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对整体经济效率的作用。此外,本文也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分析了地区发展政策的公平含义,指出地区发展政策并不能作为促进人均意义上的公平的主要手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指出,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地区发展政策应在全国和地区层面进一步利用集聚经济效应的同时,通过促进人口流动和精准帮扶缺乏流动性的人群来促进人均意义上的相对平衡。

作为增长引擎的城市及其空间演化——地方政府规划和管理的经验及未来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地方政府在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演化中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从要素积累和配置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积极参与全球化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城市政府本身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顺应全球化和市场化潮流所做出的规划和管理对城市经济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偏离客观规律的本地倾向的政策也造成了一些效率损失。健康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必须立足本地比较优势,在全国市场统一的基础上,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强调中央政府的协调力,从而走上一条"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道路。

子女教养观念、入学门槛与市民化意愿

市民化进程不仅受到制度性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影响,还会受观念因素的制约。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流动人口来源地子女教养观念对市民化的作用。研究发现,协作培养型的教养观念令流动人口流入入学门槛更低的城市,并促使流动人口离开当前居住的入学门槛较高的城市,这一作用在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中更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可通过降低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门槛来加速市民化的进程。

城市公共管理绩效评价--基于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大数据的经验研究

政府绩效评价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本文从大城市公共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度和效率三个方面入手,利用上海城市综合执法大数据的一个微观样本,构建度量城市公共管理的整体绩效指标。同时,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剥离出外部客观环境约束对绩效造成的影响,构造工作绩效指标用于政府内部工作绩效评价或考核。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建立起评价政府整体绩效和工作绩效的不同评价体系,能够引导城市公共管理绩效水平提升。同时,本文还在建立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效率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公共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常住人口规模或密度增加反而有助于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率。这一结论对于优化公共资源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