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书写的叙事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绘图与现代性

罗伯特·塔利提出的“文学绘图”概念结合了空间研究与叙事学,以之为视角,陀氏的空间书写在思想隐喻和叙事功能中的多重意蕴得以浮现。一方面,陀氏的文学绘图解构了其所属时代主流的“地图”式空间观,经由对主人公在彼得堡“行走”体验的描述,陀氏展现了彼得堡空间复杂的现代性维度。另一方面,出于对现代性语境的认知,陀氏在使用空间书写表征宗教主题时陷入了“绘图焦虑”,这也决定了作家在表现救赎主题时绘图策略的转变。不同于书写彼得堡空间时对主体性视角的强调,陀氏在描绘具有宗教救赎意味的自然风景时刻意转变了叙事视角,在与东正教圣像画类似的对主体性视角的搁置中,陀氏完成了对救赎主题的文学绘图。

民国游记中的嘉兴风景与现代性

在文学史中,以南湖、海宁潮为代表的嘉兴风景在为作家提供审美经验的同时,也见证了文化转型而产生的风景审美范式的转变,民国时期大量游记作品中的嘉兴风景书写便展现了新旧交替之间风景的现代性转向。一是承袭自古典山水美学的强大传统依然影响着人们对风景的“观看之道”;二是由新式交通及现代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全新体验也建构了新的风景美学。而作为审美主体的观看者之身份亦在对风景中的“他者”之排斥、接受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主体身份的转变在战时游记创作中达到了顶峰,嘉兴风景所召唤的集体记忆建构了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进而强化了共同体的身份建构。

论博尔赫斯对传统侦探小说的继承与解构

按照传统的界定，侦探小说是一种发源于爱伦？坡的文体。这种文体以精妙的推理和侦探形象的出现为特点，并且在它的众多继承人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对其本身的定义却并没有越来越清晰。在《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一书中，作者就摆出了这种论争，即。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是否就只是侦探这一形象的存在？

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与边缘叙事

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是其影片中边缘叙事的一部分。其影片中的空间首先在形态上表征着边缘人群的处境。局限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受困,开阔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自由,边缘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反抗这3组对应关系反映着空间与权力的缠绕。更进一步来说,作为一种连接室内与室外、地上与地下、水域与陆地等不同空间领域的"缝合"空间,边缘空间在其深层内涵上还勾连着导演本人在边缘叙事中的价值导向与美学诉求。正是这种爱德华·索亚式的"第三空间"思维决定着许鞍华影片的独特风格,而在更大的层面上,这一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城市空间的另一种视角。

作为方法的地方书写——艾特玛托夫后期小说中的地方书写与民族身份认同

艾特玛托夫在其后期小说中建构了典型的地方书写。一方面,作家笔下的地方景观、人物处境的地方感与非地方感构成民族文化表征。另一方面,经由地方书写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之维,地方认同被生态认同所取代,而作家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立场也得以呈现。艾特玛托夫这种充满张力的民族视点,为人们理解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民族性之勾连提供了一条较为明朗的出路。

万玛才旦电影中的风景呈现与“真实”话语

作为“藏地新浪潮”电影的中坚力量,万玛才旦的电影在与前人对话的场域中建构了对西藏的“真实”呈现,这一过程在其电影的风景呈现中得到了凝聚。不同于以往西藏题材电影中带有隐喻意义的西藏风景,万玛才旦对西藏风景进行了去隐喻化的处理。然而,这种处理乃其对西藏风景进行过滤的结果,其影片对西藏风景之色彩的加工便是这一过滤的表现。经此,所谓的西藏真实让位于创作者个人理念的真实。对个体真实的诉求在使作品展现出颇具实验性的效果之后也使其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如何寻找一种方式打破“地方”的局限,呈现出在不拘泥于民族身份的同时又具有共同体意义的西藏风景,这将是包括万玛才旦在内的一代西藏影人共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借来的风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的风景想象与他者话语

根据相关理论,电影中的风景是一种超越于场景意义之外的文化概念,其为我们更好地发掘影片的深意提供了新的视野。当我们以这种视角观照冯小刚作品《我不是潘金莲》时,就会发现该影片中的风景呈现为导演本人根据刘震云原著小说而进行的一种个人化风景想象。本文将这种风景想象的特征概括为"冯氏如画美",进而分析这种想象背后反映出的导演本人在展现底层农村和处理女性形象时的他者化倾向。

无根时代的青春写作──马小淘小说创作论

作为一名标准的“80后”作家,马小淘涉足文学事业甚早。她17岁就出版了随笔集《蓝色发带》,文字清丽,情怀纯真。大学毕业后,她又很快连续推出短篇小说集《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和长篇小说《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聚焦于中学、大学的校园生活,显示了一个年轻小说家对生活的敏锐感应和叙事兴趣。

作为隐喻的风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景书写与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风景书写构成了一种现代性语境下的文本隐喻。这一隐喻根源于由俄罗斯独特的现代性追求而来的自然观乃至空间形态的改变,在此基础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其作品中的恐惧景观和神圣景观完成了对现代性的表征、反讽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