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转型——影响特征、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识别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金融科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11—2021年数据集,对金融科技和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影响和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特别地,金融科技对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力更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缓解财务困境、平滑企业风险与增强绿色创新活力,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实践的深度开展。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具有强烈的地理扩散溢出效应,并形成较为显著的“本地—外地”金融科技协同效果,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了可叠加的积极影响。本项研究能够为理解金融科技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新的思路借鉴。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环保投资

当前,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突出问题较多,国有资本参股能否改善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提升企业环保投资强度,且通过传递正面信号激励、提高投资效率以及强化社会责任履行,提升了民营企业环保投资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外部有力的制度要素安排,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具有碳排放交易试点、政府环保政策强度较大的地区,国有资本参股能够引致民营企业环保投资更大的“加速度”。因此,相关政策设计宜关注降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确保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收益;鼓励国有资本扩大参股民营企业的范围并实施企业优选策略,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潜力,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

央行政策对汇率稳定的非线性调控效果——来自中国、日本和英国的证据

如何有效调控汇率稳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现实议题之一。本文构建了包含央行汇率稳定政策的内生理论模型,并基于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AR),采用1985—2021年我国、日本和英国的季度数据集,检验了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外汇干预三类央行政策对汇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和传导效率,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调控效果优于日本和英国,且数量型货币政策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2)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本国汇率的平均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体现出稳定的逆向调控作用;(3)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能够有效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但其调控效果具有短期性和“靶向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加强外汇干预的定向性和时机选择、制定长期战略规划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旨在为有效调控汇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主板企业的2011—2020年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对非国有、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更突出的作用。从机制来看,金融科技能够改善企业融资境遇、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稳定、提升企业创新活力,从而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良好的外部金融制度建设有助于发挥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国有资本参股能否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了重要契机。本文运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运营能力提升、财务状况改善及创新要素投入强化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并不存在所谓“避险”偏好,反而能够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创新创业环境较差、市场估值较低组别中的民营企业,反而能起到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作用。特别地,国有资本参股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在促动“绿色-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塑成方面带来显著效果,有助于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还有助于优化国有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税收激励能否赋能企业绿色治理?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现实和政策需求,本文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政府“有形之手”的影响出发,实证检验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激励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绿色治理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激励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治理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平滑风险、强化责任并激发绿色创新转型活力,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特别地,在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更加关注的情景中,税收激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绿色治理驱动作用,并重点改善国有企业税收激励促进不足的问题,展现出了一定的结构性优化趋向。本文为理解政府税收工具的有效性和渠道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服务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大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融资成本

大数据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下的新兴技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讨企业大数据技术应用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此结论在经由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大数据技术应用更能显著降低自身的融资成本.机制识别检验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增强财务风险稳定性并优化市场预期,从而有助于融资成本的降低.特别地,基于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外部因素进行探讨,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中具有更好的融资降成本效果.研究结论在微观上有助于指引企业应用前沿技术,在宏观上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加完善的大数据技术相关政策.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并且这种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节能减排效果。异质性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重污染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在宏观上能够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干扰并提升银行部门授信效率,在微观上能够引导企业增强研发和绿色创新活力,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进程的加快。进一步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在叠加企业绿色转型活动的同群效应时,能够发挥更强的绿色转型驱动效果。鉴于此,建议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绿色导向、推行差别化的政策治理、发挥金融机构的协同作用,由此激发企业绿色转型的潜力。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部门基于经济的增长治理会对辖域内微观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也会影响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同微观企业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明显的错配特征,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越高,则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越低;在企业属性差异和地区禀赋差异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冲击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效果;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越高,宏观上导致政府的财力愈发不平衡,并降低了财政科技支出强度,微观上从"投入—产出"两个维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形成挤出;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变迁,也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作用效果差异的重要条件.研究表明,建议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在差异化的政策供给下驱动企业转型,注重调控地方增长目标对企业决策行为影响的传导路径.

企业房地产投资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异质性特征、渠道机制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企业热衷于房地产投资的现象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借助沪深两市上市公司A股2008—2018年的数据集,研究了微观企业主体的房地产投资行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房地产投资对技术创新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在不同企业、地区属性下又有着异质性特征。从动因机制上看,地方政府的经济考核和财政分权,是催化企业投资房地产的重要因素;从传导机制上看,企业房地产投资会对企业的可用资源形成明显的挤出,进而对企业的风险稳定程度造成冲击,不利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产出。在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的路径上,良好的内部控制程度和外部市场化环境,能够有效中和企业房地产投资活动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本文认为,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应遵循有差异的政策供给,在优化政府“政治-财政”激励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市场化环境,以优化企业资产配置决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金融发展、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异质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16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以厘清金融发展与地区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空间互动效应,并从时间序列、地区板块和专利层次三大角度切入,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的技术创新产出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来看,初期阶段的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目标导向并不在于推进技术创新,历经经济发展转型后,这类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区域技术创新展现出了较强的驱动作用,而西部地区由于自身创新底蕴不足和金融发展缺欠等原因,无法对高端技术创新活动产生裨益。从空间关联来看,就技术创新活动的特性来看,周边金融发展的带动所能引致的创新产出十分有限,甚至还有着一定吸纳本地技术创新资源,不利于技术创新活动的症结,这也暗含着当前金融发展的竞合行为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提高地区的技术创新动能。

企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期限结构异质性研究——理论模型推演与中国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现实要求,针对企业金融化对自身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文章首先建构了企业投资活动的稳态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将金融化期限结构差异视角引入了模型之中,得出了金融化期限结构差异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地,借助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集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企业长期金融化行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并不足够明显,而短期金融化则有着明显的创新减益效果,从而发现了金融化期限差异下的结构性表现,也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于“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的视角。有鉴于此,不能简单对企业的金融化行为进行“一刀切”式的管理,应根据企业金融化的期限结构差异,制定具有精准导向的政策体系,才能有效中和乃至逆转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脱实向虚:促进还是抑制——基于博彩文化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股票流动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不仅考虑“股票流动性—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还开创性地将地方文化因素引入上述框架。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驱动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这种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都成立,而且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股票流动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推波助澜作用更加明显。博彩文化是影响股票流动性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博彩文化氛围较强的地区,股票流动性会通过融资约束、信息水平乃至媒体关注等渠道驱动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上升,而外部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内部的控制程度强化是克服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有鉴于此,要抑制企业的脱实向虚倾向,不仅需要充分考虑资本市场股票流动性的影响,还必须将文化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并结合完善的内外部治理机制方能实现。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作为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会显著影响经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7年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会对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显著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提高,宏观上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加强并带来更为严重的财政不平衡;微观上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并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这些都导致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的进一步提增。本文还发现,地方政府激励结构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作用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在“为增长而竞争”和“层层加码”的导向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不利冲击更为明显,但随着新时代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流,这种行为激励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转变端倪,并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乃至金融市场稳定的负向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提供重要线索,并为政府制度优化和经济增长提供相关启示。

“金融科技-金融监管”匹配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两市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检验“金融科技-金融监管”匹配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应。实证发现,匹配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于短期金融化行为的抑制效果更佳。在异质性特征上,匹配度提升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有更为显著的治理效果。机制检验发现,匹配度提升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改善投资效率、优化资产配置等方式来抑制企业金融化;当存在金融科技超越金融监管的“正差距”情形时,金融科技的“过度”发展反而会助推企业金融化活动的增长。

专利保险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行的专利保险试点政策,是提升企业创新转型活力的重要工具。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通过准自然实验手段检验专利保险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驱动效果。机制分析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信息传递与预期、增强企业财务稳定与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绩效三项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影响下,专利保险试点政策更能发挥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助推力,且能够展现出缩小行业差距的“追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而言,专利保险试点政策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力更为显著。本研究的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专利保险试点政策、改进相关政策手段、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实体经济”匹配与企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实体经济”匹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匹配度提升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金融科技发展滞后的普遍情形中稳健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匹配度提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条件下有更好的绿色转型促进效果;在地区维度上,匹配度提升在污染排放较高地区有更强的绿色转型驱动力。机制检验发现,匹配度提升能够通过改善融资约束、提升环保支出、增强主动性风险承担路径强化对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政策优化上,有效的金融监管和绿色信贷政策支持是充分发挥匹配度绿色动能的重要制度因素。本文研究的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及完善政策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微观企业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集,基于实证检验探讨数字金融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平抑股价崩盘风险,但作用效果伴随着股价崩盘风险的蓄积逐步减弱。特别地,相较于覆盖广度,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更强。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克服外部环境恶化、融资境况欠佳、内部治理不善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股价崩盘的可能性。

减税激励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创新性地运用文本大数据识别手段刻画企业绿色转型,实证检验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有效赋予企业绿色转型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减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提振企业内外部预期、强化绿色创新动能,由此促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特别地,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绿色环保的情境中,针对企业的减税能够带来更大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力,并且展现出了较强的结构性优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