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陶希圣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也是适应时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理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

新社会科学运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陷入低潮的革命运动形成反差的是,一场以探求、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重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陡然兴起。这场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30年代中期,形成继新文化运动后又一场有影响的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获得了长足进步,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

明代从中期开始， 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 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统治集团的“北虏南倭”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在边防危机的刺激下，出现了大批有关边防史地的撰述。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具有批判现实弊政， 要求改革的色彩， 在编纂方法上亦表现出丰富、生动、注重文献考实的特点， 与同时兴起的“实学”思潮有一定的联系。而因海防危机引发的海防海权问题的讨论， 意义尤其深远。

清代永定河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志书编纂

永定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水系 ,由于河流的地势落差与土质差异 ,历史上的永定河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水患之源 ,直接威胁京城地区的社会生活。然而历代政府皆未建立相应的专门管理机构。直到清康熙年间 ,清政府在加大河道治理力度的同时 ,在永定河设置官署 ,将永定河的治理正式纳入国家的社会职能之中 ,使河道的治理制度化。清政府的治河所为 ,促进了相应的志书编纂 ,先后出现了《永定河志》和《永定河续志》二部志书。《永定河志》是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很好的体现。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史学与明初政治

明初 ,尤其是洪武时期 ,史学与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其时 ,统治者不仅以历史中获取制定政策、建立制度的灵感和理论依据 ,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史学为其具体的统治目的服务 ,利用史学进行政治教育。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 。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70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使命。向燕南、戚裴诺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史上,只有1949年之后的前17年和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年属于正常学术阶段;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该保持吸收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与建立中国古代史自身话语体系之间、细节研究和宏观的贯通性论述之间、'阶级革命'视角与国家视角之间、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之间以及研究中使用不同史料之间的张力。朱汉国认为,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等。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加大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推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李正华、秦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形成,缘起于国史研究的发展;而国史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加强国史研究的要求。长期以来,在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有关国史的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学科建设日臻完善,相关档案文献、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传统的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国史的学科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有新突破。孟广林、邹博认为,在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史的缘起与发展轨迹中,中国世界史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顽强生成、日益拓展的历程。伴随着学科准确定位与制度化建构以及人才培养的臻于完善,相关专业研究已经告别的原初性的朦胧状态而开始崛起,成为一个学术群体逐渐增多、学术积累日益积淀、专业布局不断扩大的学科。在升格为一级学科后,世界史既获得前多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挑战。赵宾福认为,新中国考古学70年的进步是巨大的、成就是显著的、贡献是多面的。其主要表现是:坚持从材料出发,作出了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坚持与科技交叉,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坚持走中国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坚持为历史服务,成为了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坚持做文保先锋,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史学的求善诉求与传统史学之道德批判的省思

史学本应在求真与求善二维间的张力中展开:史学的求真是主体对历史所以然的探求;史学的求善是主体对历史所应然的探求。求真的目的止于过去,求善的目的则针对未来。史学求善,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决定的必然。史学求善诉求中道德批判的存在,是由于人性的不完善和人性发展的多向度的可能性。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解构,到新的后-后现代,对史学的认识呈现的是理论取向的悖反。从对历史意义的质疑,到重新发现史学的道德和美学意义,为重建真、善、美相统一的历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史学有必要求善,也有必要为求善而予历史以道德的批判。传统中国文化中,发达的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皆是钤得最深的印记,前者造就了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后者则形成了丰富的道德学说。二者之间,因发达的历史理性而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亦因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高扬道德的意义,所以在凸显历史价值本位意识的同时,道德价值的考量始终是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也是被视为评价历史所最优先的考量,其史学意义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省思。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存在,所以人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要受其“前理解”的制约。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宇宙论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凡稍有成就的思想家,都对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一形而上学的设想,而这些对世界形而上学的设想,又大都是建立在“天”(大宇宙)、“人”(小宇宙)合一,并统一于“数”的宇宙论的思想框架的基础上。受社会一般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制约,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当时所流行的神秘数字的绰约身影,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史记》体例各部的数。

从政统和道统的认同看清统治者历史文化认同的问题——对新清史论者的一个回应

“新清史”论者的核心观点,就是否认清朝统治者存在对中华主体文化认同而“汉化”的事实,其论者从“满洲”中心观出发,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统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并非“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认为“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非客观事实。其实,对于所谓“汉化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反向诘问:如果当初满族统治者不认同、不系统地汲取中华主体文化,不融入中华主体文化当中,单纯依赖于其自身的“国语骑射”,即所谓“满洲”文化,是否还可以如此持久地获得并完成对中华这片土地、这些已为共同文化浸润的人民的统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至于新清史论者所说的满洲人“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的论点,其实也并不是满洲人的发明,对不同地区、不同民(部)族采用不同的统治方式,而是自上古的西周就开始实行了的政治统治传统。而从满州人崛起的世界格局看,其可选择的文化,因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以及地理条件的限制,只能是中华主体文化。满州人的文化选择,看起来是自由的,实际上则是必然的。揆之史实,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政统和道统,并以承继者自居,始终是清朝满族统治者认同中华历史文化的政治与文化的体现。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近现代意义的新史学,自20世纪初发轫,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了第二次突破性发展。这次发展,与当时新社会科学运动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社会科学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高潮,是当时各个政党和政治派别以及面对时局茫然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努力思考并积极寻求答案之热忱驱动下的文化产物。这场新社会科学运动,促进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史学的渗入,特别是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在给历史学者带来新的观察社会和解释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试析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

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也都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但他晚年却用了大部分精力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专著,研究重心放在明清之际两个女子身上。他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主要在于:阐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发兴亡之感;自验学术深浅。

历史文化认同与五代至鸦片战争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历史文化认同，对于五代以降至鸦片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政权取代唐皇朝，到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最终克服了种种分裂因素而再次走向整个民族的重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