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简牍材料看“也”“矣”之辨

秦简牍中,“也”主要表示判断语气,同时辅助表达静态描写。“矣”主要有以下功能:第一,表示过去某种动作或状态的结束;第二,表示过去某种状态的持续;第三,介绍新信息;第四,表示事情将要如此。两者的相似之处是主要用于陈述句,基本不能用于疑问句;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也”所在的陈述小句不涉及时体信息,“矣”所在小句则涉及时体信息。两者分工明确,形式上的证据是与“也”共现的成分不与“矣”共现,反之亦然。

试论汉语副词“快”的产生

现代汉语中的副词"快"直接来源是"迅速"义的形容词"快",在词义引申和"快+VP"结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带有副词义的形容词"快1";在词义引申和动补结构的语法化所产生的类推作用下,结构"VP+快了"重新分析为"快+VP+了/时间短语"由此产生了副词"快2"。

汉语副词“不要”的词汇化

表示"禁止"、"劝阻"的副词"不要"来源于跨层结构"不要",随着动词"要"词义的逐渐虚化,"不要"在构式"不要VP2"中完成了词汇化,融合为一个副词。"不要"词汇化的动因是高用频的推动,"要"动词义虚化与句法结构变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功能悬空"的推动,机制是重新分析。

表达“给予事件”的先秦“以”字句式研究

“给予事件”是由“给予”类动词记录和表达的一种复杂事件,“以”字句式是其编码形式之一。先秦时期“以”字句式结构类型主要有:以+(O_(D))+V+(O_(I))、V+(O_(I))+以+O_(D)、以+(O_(D))+V+于+O_(I)等。以语言类型学绘制的“给予事件”语义地图为参照,先秦“以”字句式表达受事—与事结构、受益者结构、言说类结构和受事目标结构等七种语义类型。双宾语结构和“以”字句式的动词句法分布具有比较一致的特点,并有可能因各种语用因素影响,“以”字句式产生于双宾语结构。

汉语“者”字结构起源与消亡再探

古代汉语中的"者"字结构,是在当时的语言大背景下,受话题结构和"者"字复指功能的共同类推而产生的。随着汉代动补结构的语法化,"者"字结构不能适应新的语言环境而被新兴的"的"字结构所代替。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存现类兼语句考察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建安虞氏所刊讲史话本,其语言浅近通俗,近于口语,因此是研究元代白话口语的重要资料。文章详细描述了《平话五种》中的存现类兼语句。存现类兼语句是《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最为整齐的一类兼语句,共计存在类和出现类两大类。存现类兼语句主要由动词"有"引导。此外,《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还有一种"有"字强调句,因其不具有兼语句的典型特征因此不宜归入兼语句的范畴。

《睡虎地秦简》介词系统新探

《睡虎地秦简》中的介词系统已经相当完备,有前置词、后置词和框式介词三类。它们的功能均是表示句法结构间的修饰关系。由这三类介词构成的介词短语具有作状语、同位语和从属小句等多种功能。由此证明,《睡虎地秦简》所代表的战国晚期至秦朝语言不是单纯的前置词语言,而是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从语序类型学的视角来看,属于Ⅱ型SVO语言的汉语具有"前置词-VO"和"后置词-SV"两组和谐关系,这是汉语前后置词并存的根本原因。

名词“地方”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中的名词"地方"直接来源是非结构"地方",在汉代汉语双音化趋势产生的类推作用和汉语SV语序固化的影响下,"地"与"方"逐渐融合,最终成为一个名词。"地方"词汇化的动因是高用频的推动,汉语双音化趋势和SV语序固化的共同作用,机制是类推和重新分析。

“者”字结构新析——以秦简牍材料为例

秦简牍材料中的“者”字结构计有四大类:NP+者、VP+者、NP+VP+者、小句+者。其句法功能是表示解释判断、修饰限制和条件假设。解释判断型“者”字结构中的“者”为“复指代词”或“被饰代词”;修饰限制型中的“者”为关系代词;条件假设型中的“者”为“语末助词”。

否定结构“无以”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

否定结构“无以”产生于先秦,其中,“无”是否定性无定代词,具有陈述和指称双重功能,“以”是后置介词,充当“无”和小句核心VP的联系项。“无以”主要处在VP前,作VP的状语。随着汉语双音化趋势和精密化趋势的加强,“无以”逐渐融合。现代汉语中,“无以”因为不能适应汉语表意的精密化要求而最终衰落。

汉语量词语法化补议——兼与李建平、张显成先生商榷

李建平、张显成先生的《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一文,认为双音化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我们认为,其观点和论证值得商榷。首先,双音词与双音化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次,个体量词产生的外因是社会发展产生的计量需求,内因是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的类推;最后,不同种类的量词因计量需求不同产生的时间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认为,“普通重音”的要求也是“数+量”结构前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语名量词的产生和“数+量+名”结构形成的再考察及相关思考——以出土文献为基础

汉语四大类名量词中,个体量词和容器量词、集体量词同时产生于殷商时代,早于度量衡量词。三者产生的动因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计数需求。度量衡量词萌芽于西周,成熟于战国末期至秦末,动因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精确计量需求。泛指量词的兴替历程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象似性原则相互竞争的外在表现。"数+量+名"结构形成的主导因素是韵律层面的重音转移,其语法化的源构式是"动+名+数+量",演化时间始于西周,成熟于汉代,完成于魏晋南北朝。

从否定词看上古汉语否定范畴的编码模式——兼论汉语否定性无定代词的产生与消亡

上古汉语的否定范畴有两种编码模式:由否定副词和否定动词表现出的直接编码和由否定性无定代词表现出的混合编码。后者的核心,即否定性无定代词可以归并为一个“亡”。其来源于否定性存在动词“亡”,产生的源构式是“亡+不若”,动因是组并理据和焦点理据的竞争,时间是殷商时代。汉代以后,因为汉语语音系统调整和表达方式的变化而衰落消失。

连谓结构新探--以秦简牍材料为例

秦简牍材料中的连谓结构有四类:编码先后依次进行的没有语义关联的几个动作的连谓结构、编码同时进行的没有语义关联的几个动作的连谓结构、编码某一对象同时具有的几种性状的连谓结构和编码前后有补充关系的几个动作的连谓结构。它们的基本功能是四种不同的编码情境,主要语法功能是陈述。在小语句中,它们主要充当谓语和独立构成描述小句。

从秦简牍材料看汉语基本语序

从语序类型学的基本参项上看,秦简牍材料所代表的语言属于典型的SVO型语言。从历时上看,汉语基本语序自古至今都表现出明显的SVO型语言的特点。汉语基本语序从SOV向SVO转变的观点在语序类型学的主要参项上表现并不明显,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论汉语禁字情态式的产生

汉语史上的四类禁字情态式:"禁不止","禁得/禁不得","禁得住/禁不住","禁得起/禁不起"的产生,类推均起了重要作用。但具体到每一类,类推的主体是不同的:"禁不止"的类推主体是相应的肯定式"禁止";"禁得/禁不得"的类推主体是"V得"结构;"禁得住/禁不住"的类推主体是"V得R"情态式及其语法化大趋势;"禁得起/禁不起"的类推主体主要是同类情态结构。在它们产生的过程中,语义也起了重要作用,文章从历时的角度,全面探讨了禁字情态式产生的过程。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致使类兼语句考察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的兼语句种类丰富、数量繁多,其中致使类兼语句作为兼语句的原型之一是该书兼语句中最重要的类别。按照兼语句的第一动词对《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的兼语句进行了分类,并对其特点也作了分析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