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学

一、从知识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学知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亚里斯多德开始,知识学的理论研究就对人类知识发展与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追问知识学问题,是一切知性活动的基础。继古典知识学之后,近现代以来的知识报告、知识生产、知识考古、地方知识等知识现象学,也无不与时俱进地产生了巨大的知识学理论功能。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概念已成为全民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指和所指,有语言翻译的歧义性,也有教科文组织国际协调的背景。在中文语境中,"非物质"与唯物主义是什么样的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呢?这种哲学辨析指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与核心的理解。非物质还是当代科学哲学思潮之一,是场有哲学的核心。场有哲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哲学依据。非物质的社会泛化和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基础,此中既有困窘也有机遇。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正由于它身处的时代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生命性、活态性就是它的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关系与关联度是分层级的,理解这些关联差异,有利于分类保护。

从发展向度看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反思中国文化,必须更加重视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内质和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其中蕴含着的生命性、血脉性、基因性、恒久性、文明性、人类性、世界性、现代性。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间的重要属性:文化与文化的类型差异和异同问题,即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及其相异相同的贯穿性问题。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今天,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骨气、志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是我们解答这个时代命题的科学方法论。由于文艺的形象性、可视性、独创性、审美性,整个中国的形象正在伟大的文明重塑和再现之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美学风范。

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民间文学遗产的价值多维性——以《大运河·河北民间故事》为例

大运河河北段涉及京杭大运河及隋唐大运河,这是河北段与世界文化遗产关联度最紧密的部分。《大运河·河北民间故事》充分反映了大运河河北段两岸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运河记忆,生动地状写了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和独特风情,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民口传的大运河“史记”。图书的“解释性”,不仅体现在收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侧面解释着大运河的历史事实、历史意义、历史价值,也体现在附记等对这些作品文本后的故事、文本情境、文本隐喻的解释。该书展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面貌和体式,其“大运河性”具有多重性和聚焦性。将《大运河·河北民间故事》收录的132篇口头文学作品打破原有分类并重新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标志性类作品35篇,代表性类作品27篇,区域性类作品70篇。大运河民间文学具有这样两个重要的、特殊的文化价值:一是展示了历史性的、民众民间的对大运河的文学想象及其精神影响;二是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的互释功能不可忽视。这正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该综合考量、统筹兼顾的问题。

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与空间生产

曾经有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其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个影响深远的“圈”,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空间。它是我们今天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继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特定经济空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

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使命——论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

一、文化自觉的哲学困境与全球化语境 文化自觉是人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正如没有自觉就没有人类,也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境界一样,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人类的文化未来。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动物,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存在。所以,文化自觉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路径。

论“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或主要的样式来表述与认定的。这使"文化空间"同时具有了一种类型学的意义。首先"文化空间"的意义、性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具有同一性;其次"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与范畴

本文全面辨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的产生、由来、旨义、意义,从理论上分析和阐述了它的学术和学科意义。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细致分析了这一新型遗产的范畴和内容,结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宣布与实施,解析其中的世界性、濒危性原则,提出了认识此一遗产保护行动的基本理论要义,以及概念范畴的三层次论。

再论“文化空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哲学问题之二

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时的一个专有概念,它以虚拟性、非物质性代替文化场所在概念中出场和在场。文化空间取代文化场所,此中有深意焉。思考空间,是当代思想和哲学的主流话语之一。列斐伏尔与海德格尔关于空间的思考,以及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无不表明,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是家园精神和精神家园。通过梳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其理论渊源有: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哲学人类学的神话空间、人类学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与互置的学术传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文化多样性的堡垒;是诗意的栖居对象;是身体化的空间。文化空间保护将有益于人类空间生产的合理、互补、互动格局的建构。

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与经验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艺术中影响最大、具有世界价值的一种艺术品,也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率先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舆论先行,调动各方积极性,搞好普查,提供专家指导和范本示范。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术独立与学科新创

本文话题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它的学术背景和知识体系,梳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缘起与发生。遗产的保护学方法、国际公约的出台利用了以前很多的知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涉及很多的学科。同时它也把众多学科优秀的学术传统、学术的成果和知识现成地加以运用,否则凭空架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是很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还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框架和结构:最上是遗产学,下面是文化遗产学、自然遗产学,文化遗产学再下是物质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记忆遗产学等等。遗产学里面有对整个人类、世界、自然、文化的高度的认识。我们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建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因为它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对象,让人们不要轻易放弃对文化的保护,另外也加深人们对文化多样性最深刻的认识。

关于推动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伟大成就,春节文化在海外或世界各地日益升温。春节正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推动春节进一步走向世界,使之成为国际性节日的时机条件日益成熟。

中国传统村落十年保护历程的观察与思考

10年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处于不同学科各自为战的状态,多从传统村落的某一个侧面理解和介入。《西塘宣言》的发表意味着学术界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问题上开始从分散、分学科保护走上综合、整合、集合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保护的局面,殊途同归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高度共识的发展轨道,并最终在文物保护界泰斗罗哲文先生、建筑规划界名家阮仪三先生、民间文化界领军人物冯骥才先生的团结、合作和互相支持下,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力量、理念、方法的整合。这种整合的表现之一就是多部门联合发文、共同参与开展中国传统村落全面普查,获得巨大成果并建立国家名录制度。与之相配套,每年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逐渐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传统村落从随意抛弃到重拾保护的过程实际上是传统民间美学的自觉回归,因此,保护传统村落,对传统村落的"自美其美",不仅是对其价值的重新认识,而且是一切保护的先决条件,或者根本的内因和动因,将为传统村落保护注入强大的动力。传统村落是山水诗学、田园美学的发生地和品鉴对象,保护好传统村落,形成与城市文明互补互美的田园美学风景,事关国计民生,也关乎我们的文化传统、精神面貌、文明高度。

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层级及其呈现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联、一体保护的问题在其申遗伊始就受到了特别关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具有多面性、主体性和活态性等特征,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样态中是具有叠加性的独特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沿河两岸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名村,其中散落着无以计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于践行罗哲文先生提出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景观遗产"三位一体"的大运河遗产保护思路提供了可能,并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清晰的辨识标准和保护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针对目前用一般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替"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应当确立"标志性""代表性""区域性"三个辨识原则,从而建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和界定层级,使之具有可辨识度。

论钟敬文学术思想的世界性视野

钟敬文的学术历程始终贯穿着两个重大的学术原则:一是始终坚持民俗学是一门发端于西方欧洲的重要社会科学,其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具有崭新的、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学习它和运用它不能割裂它与世界的联系;二是始终坚持中国民俗学及其民间文化研究,既要汲取、运用西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格局,也要时刻坚守和保有中国立场,不拘泥于西方学术的框框架架,使西方的学术为中国的研究服务,同时也贡献和参与世界学术发展。自从20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民俗学核心学术群体后,钟敬文就再也没有离开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中心,或者说中国民俗学学术中心再也没有离开他。他在一些重大的学术机遇、学术机会窗口期、学术转折期,都能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这既源自他胸中有几块大石头作为学术压舱石,也源自他的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中西汇通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建构完整而宏阔的中国民间文化学科群,提出中国民俗学派的世界性学术使命。他是从民间文化所包括的全部对象来建构学科、建设学术的,而不是以现成的学科只研究既定的对象且无视那些居于民间却又未被纳入研究范畴的文化存在。他对晚清民间学术的研究和对五四运动与民俗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这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仅填补了重大的学术空白,也为五四运动研究开掘了全新的重要的角度。他对中国民俗学创建和发展的贡献迄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制创立的深远意义

天津大学获批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天津大学获得学制创立,也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正式进入我国教育体制和学科体系。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是一个标志性和标杆性创举。冯骥才和他所在的天津大学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最早的探索者、实践者、倡导者。天津大学“非遗学”创设有其独到的创制实践和教育经验。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天津大学在非遗学学制设立上有三大突出贡献,其学制创立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传承的重大创新。天津大学的非遗学创设历程和发展模式可以说是“独步天下”,但也极具借鉴意义。它的突出特点是:有非遗的通识课程,有开阔的非遗学国际学术互动,有对全国非遗核心问题的突破,有在地性、本土化非遗保护的成功实践。冯骥才将天津大学非遗学范式带给西方,也印证了中国抢救和保护这些遗产的学科性价值、经验和意义。

论当下文艺的“人民性”

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从文艺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又以高于生活的形式反映生活、回报生活、引领生活,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的创建、发展、繁荣,始终有一条人民性的道路贯穿其中。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1]”

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文化使命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对文化发展的意义作出新的历史定位,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对文化发展的目标作出了全面规划,提出了新的发展方略和战略部署;对文化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指明了文化强国的途径、路线、方法。

坚守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高贵——论后申遗时代的中国书法发展路径

2010年，随着中国书法、中国篆刻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书法的发展可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获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称号，

谈吴为山雕塑创作的写意精神

吴为山的雕塑创作已经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在几十个国家留下了中国的艺术形象。他的创作没有止步在一个阶段或一种类型上,相反是一直处于一个上升、成熟、丰富、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出他巨大的创作潜力。他的艺术成就为中国艺术、中国雕塑赢得了国际荣誉。他的雕塑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既有雕塑的世界性语言的风范,也有独特的中国美学精神,更有飞扬的天赋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