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地方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变革——“不完全发包”概念的引出

数字时代,地方金融、社会风险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自下而上迅猛发展的数字金融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带来新型社会风险,对国家治理中的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模式都带来挑战,推动着政府治理变革。面对新型风险与治理挑战,政府治理变革主要体现在央地协同、上下共治、平台治理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意味着条块关系、层级关系和政企关系的新变化。这种数字时代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总体上具有“不完全发包”的特征,亟待深入研究。

结构分化: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

本文以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有限效果之间的反差为起点,讨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问题。通过构建"外部环境-供求匹配-治理水平"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供求匹配问题作为核心,分析导致匹配不足的环境因素和可能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1)从需求侧看,嵌入性和专业性是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两个基本需求,但从供给侧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出现了结构分化,即浮动的专业社会组织(嵌入性低)、虚弱的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性低)、少量的理想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高)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低)等并存的基本格局,供需匹配不足;(2)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是影响结构分化的关键因素,核心的影响机制是资源依赖机制;(3)可能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专业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启示

约翰·坎贝尔指出不同制度分析范式在制度变迁的模式描述、机制解释和观念基础剖析等方面存在共同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中,坎贝尔将制度变迁的宏观模式与微观机制,制度企业家的能动创新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以及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理论要素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受制约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结合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现状,论述了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三个重要启示:从结构功能分析走向过程机制分析;将制度影响分析与主体能动分析相结合;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关注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

地方金融治理的三个维度: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伴随地方金融治理在国家金融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地方政府治理金融的过程和机制亟待研究。鉴于金融学和法学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地方金融监管而非金融治理,文章试图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为地方金融治理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文章首先梳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对于金融治理研究的启发,据此指出金融治理涉及三个层次,即微观层次的交易属性与合约安排,中观层次的组织场域与关系结构,宏观层次的制度环境与基础设施。其次对应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提炼了地方金融治理的三个维度,即技术治理、结构治理和环境治理,并比较了它们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存在的差异。最后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三个维度之间进行治理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衍生后果。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金融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深度融合,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讨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给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基本挑战,即创新的迭代性与响应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的连通性与责任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交易的涉众性与稳定的压倒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政府治理的结构背景,引发和形塑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回应方式和内在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新的风险特征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互联网金融风险在隐蔽性、跨域性和转化性三方面的综合特征,与政府既有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隔离机制、风险处置机制不相匹配。因此,政府治理机制亟待转型,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向进行优化。

政府治理创新的层级差异及其组织根源——以互联网金融治理为例

政府治理创新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较少涉及政府治理创新的层级差异问题。本文以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的治理实践为例,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讨论我国政府治理创新的层级差异及其组织根源。研究表明,政府体系的治理创新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异,不同层级政府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有所不同;多层级政府之间的能力分布结构和权责配置结构,是理解这种层级差异的两条重要线索,它们的搭配组合影响着各层级政府治理创新的空间、选择和困境;能力分布结构和权责配置结构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前者与不同层级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嵌入性以及其自身的专业性密切关联,后者则深受多层级政府之间权威关系的形塑。

血缘地缘政治:从东周战争到儒法国家

赵鼎新教授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展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演变的社会学解读,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是贯穿全书始末的分析视角。本文在追溯作者学术视野和简介此书内容之后,分析并指出了血缘地缘政治在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书内容之后,分析并指出了血缘地缘政治在形成过程中的发展轨迹和重要作用。

中国物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自1981年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成立至今,中国的物业管理实践已经走过了27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物业管理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实践在发展,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中国的物业管理理论发展相对滞后。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物业管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加强物业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是解决当前物业管理难题、推动中国物业管理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发现、解释与导向:费孝通的社会学方法论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始终坚持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建立在发现与解释基础之上的多维导向是费老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献身学术,富民强国,为人生导向;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发展导向;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为学术导向;立足高远,文化自觉,为民族导向。费老终其一生进行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住房改革理论与实践:一个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从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到住房商品化,始终围绕住房的保障属性和商品属性展开。依照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住房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展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轨迹。这对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和规范住房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从比较优势到反梯度发展:“两型社会”的建设思路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我国“两型社会”建设进入实施阶段。“两型社会”本质上是后工业化时期或知识文明时期的经济社会模式。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科技不发达地区．“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反梯度发展过程。通过“两型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一个比较大的历史性跨越．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综合配套改革实验。

“条线工作升格”与多部门行动逻辑的重构——基于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我国国家治理中一些政府条线上的工作目标升格为超越条线本身的多部门工作目标,乃至成为全局性的工作目标,这在维稳、环保、扶贫、健康、粮食安全等领域都有体现。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案例中,“条线工作升格”的合法性在于条线工作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三者共同构成各级治理权威分配注意力并进行系统治理的结构动因。条线工作升格后的目标实现过程取决于其权威性和持续性等关键因素,常常伴随着顶层设计、高位推动以及纳入公共服务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此外,基层认知、执行和治理的基础也构成升格后条线工作能否达到预期成效的重要条件。条线工作升格及其隐含的融入常规治理的难题,以及权威分割、弱化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对基层的过程管理等非预期性可能后果,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科技战“疫”:数字技术的“急”中生“智”

在隔离医院,一个个智能机器人时而像护士一样为病人送去药品和餐盒,时而像分诊医生一样耐心回答患者的询问,时而像勇士一样冲向最危险的角落消毒清扫;在防疫中心实验室,AI算法参与病毒的空间结构预测,能将分析时长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在机场、车站、高速路口,一台台智能测温机器人能够在几秒钟之内获取通过行人的体表温度……战"疫"期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产品犹如人类的战友,争分夺秒地与异常凶猛的新冠病毒赛跑。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府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超出了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对“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都构成挑战。通过建构数字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读数字金融领域的政府治理现象,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产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也不同于“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是一种函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金融治理的社会学探究:一个多层制度分析框架

对于理解金融治理的复杂性而言,金融学既有的金融监管研究思路尚存不足,迫切需要其他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介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各有比较优势,同时又存在互通互鉴的理论空间,二者的深度融合可以为理解金融治理现象提供更具基础性和分析性的理论工具。借鉴威廉姆森的多层次理论模型思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脉络进行尝试性融合,建构“制度环境-治理体制-合约安排”的三层制度分析框架,并对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网络借贷治理现象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多层制度分析有助于解释单层制度分析难以完全覆盖的现象,揭示不同层面制度的影响范围、界定内容、变迁速率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为打开金融治理黑箱、理解金融治理复杂性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

数字时代金融诈骗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非矿公司金融诈骗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本研究以网络民族志方法对非矿公司系列金融业务开展田野调查,构建“数字社会特征—组织运作机制—金融诈骗后果”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呈现数字时代金融诈骗组织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时代社会的连通性、计算性和虚拟性等新特性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产生了网络级联机制、平台管理机制和交易离岸机制,带来了组织的规模扩散效应、控制集中效应、运作隐蔽效应,为有组织的金融诈骗提供了稳定的结构条件。

风险分担规则何以不确定——地方金融治理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问题,即有关金融交易风险由谁分担、如何分担和分担依据等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制度矛盾是微观层面规则不确定的结构性根源。制度矛盾通过思想观念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赋予微观行动者具有冲突性的合法性理据和利益驱动力,诱发投资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关于风险分担规则的规范博弈与利益博弈,导致风险自担规则与风险共担规则的竞争格局;博弈过程中,多重合法性宣称以及多重角力机制的搭配组合,使得实际运行的风险分担规则呈现出不确定状态。

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与组织形式选择——以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

本文以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成立的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讨论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将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这一创新型的制度公共物品交给企业生产,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又呈现出政府部门的若干组织特征。研究表明,创新型公共物品的生产受到技术环境或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约束,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策略就是选择能够降低风险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同时掌握组织运作的实际控制权。本文为研究多维环境中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

市场纠纷与政府介入——一个风险转化的解释框架

本文讨论市场治理中的政府介入问题,即宣称为规则制定者或市场监管者的地方政府为何会深度介入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纠纷。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本文建构了一个风险转化的理论框架,并用其解读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一起借贷纠纷案例。研究表明,政府介入交易纠纷的过程,涉及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以及政府对风险转化的回应两个方面;法律的完备性、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联性、政府之于社会的可退出性,是影响风险转化的三个结构性因素;面对风险转化,政府感知到的潜在政治风险强度越大,越容易介入交易纠纷。本文为市场转型中的政府角色研究和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金融治理波动的过程和机制——一个三层分析框架

本文关注中国金融治理中一类特殊的治理波动现象:地方政府对特定金融领域的治理行为常常会经历默许发展、大力推动、清理整顿、善后处置的复杂过程,呈现明显的波动特征。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本文建构了“金融市场演变-治理机制切换-政策执行波动”的三层分析框架,力图揭示金融治理波动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自下而上的金融市场演变可能会带来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切换;自上而下不同的治理机制蕴含着对地方政府的不同激励和约束,可能引发不同的治理行为,使政策执行产生波动;政策执行波动会进而影响金融市场的演变情况。在三个层次的前后关联、相互影响中才能深入理解金融治理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