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黛玉到梅兰芳:现代红楼文化传播与鲁迅的文化理性

在民国红楼文化思潮的生成中,鲁迅身处林黛玉形象的现代传播与梅兰芳红楼戏的大众接受之间。通过对书上的林黛玉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理性辨析,鲁迅洞见了红楼人物形象在民国社会语境下可能出现的文化内涵。鲁迅对民国流行文化中的梅兰芳黛玉旦妆照作出价值理性评估,由此质询中国民众独立的审美能力。鲁迅对梅兰芳戏曲的公开批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表达文化公共理性的重要案例。鲁迅的文化理性表达将为我们理性建构本土文化话语、理性认识民族艺术提供新的反思。

鲁迅的“九一八”话语及其战时理性的生成

鲁迅是"九一八"后的战事观察者与战时文化批判者。作为一位学缘丰厚的文学家,鲁迅有关"九一八"的话语往往事出有因,有话语逻辑可循。鲁迅的"九一八"话语贯穿着列宁主义阶级论原理,鲁迅站在阶级立场对战时民族主义思潮作出辨析,以其丰赡的史学修养显示出战时的历史理性,通过剪报读报对时局进行理性认知和忧患批判。理清鲁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话语逻辑不仅有助于发现战时鲁迅思想脉络的学理流动,还可以认清鲁迅思想与战时思潮的离合,从而发现鲁迅思想独特的战时理性品格。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风人”身份批评

"风人"是由《诗》而来的重要身份指称,中国古典诗学围绕"风人"话语形成了独特的身份价值批评。"风人"内含着《诗》学伦理,在与"骚人"身份的区分中,形成了对"风人"讽喻施政身份的认同。随着风、雅文体价值区分,在与铺情尽辞的"才人"身份的区别中,"风人"托兴深致的身份意义彰显。基于"风"之作者群体及诗体内容,出现了以"风人"群体为中心的风谣诗体,形成了以"风人体"为代表的民间抒情风格与"风人"诗学评价歧异。厘清"风人"的诗学价值对认识中国古代经典诗人的身份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南朝拟乐府诗的丝路赋题书写

南朝文人的拟乐府赋题书写是唐诗丝路文化书写的艺术准备阶段,汉代丝路史事在此间得到了有效的诗歌修辞塑形与文本意象凝定。通过对汉代历史地理知识的用事书写,南朝文人以固定的横吹曲题对丝路历史文本进行了文学唤醒,以乐府赋题方式构建出稳定的丝路地理审美系统;在“古典”与“今典”的汉胡关系重合错位中,南朝昭君乐府拟写发生了书写策略重构,实现了和亲书写的乡愁审美意象凝定;通过在马的勇武形象中导入丝路历史要素,丝路骏马成为南朝文人汉民族历史意识的重要表征。南朝是中国丝路审美意识的诗歌文本创制时期,理清南朝拟乐府诗的丝路赋题书写对认识中国丝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与现代中国“小说”的语义转换

鲁迅是现代中国"小说"语义经验转换的参与者。鲁迅确认了中国古今小说可观风俗的稗史价值,以小说文类传递现世慰藉,是小说之为"小道"观念的改造者;鲁迅持续揭底古今小说的文人帮闲伦理,寄寓小说以发见平民社会本相的文体期许,是小说之为"文学"思潮的清理者;鲁迅饱受中国小说消闲影射批评的困扰,以己身的有闲致力于诚正的小说实践活动,是小说之为"闲书"认知的突围者。传统小说认知在鲁迅的文化实践中发生正向思想转换,对鲁迅的小说话语进行学理梳理,不仅有益于发现鲁迅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多维的小说学贡献,更可理清现代中国"小说"的古今语义转换。

钱锺书美学思想的去黑格尔化

尽管黑格尔美学对钱锺书影响甚深,钱锺书却能入其内而出其外,立足中国诗学本位去黑格尔化。区别于朱光潜“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定义翻译,钱锺书将其译作“以形而下象示形而上”,探讨了中国诗学自然书写的“拟物”“寓物”特征;钱锺书借用黑格尔悲剧原理界定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伦理冲突,指出中国诗学“忠孝不能两全”的悲剧特征;钱锺书更扬弃了黑格尔关于艺术之真与现实之真的思辨美学命题,开掘出中国诗学独有的情感审美取向。在对黑格尔美学的扬弃过程中,钱锺书发掘出中德美学的同中之异,开拓、丰富了中国诗学的多重命题。

抵牾及修正:田汉的选集删改与“左转”的完成

田汉戏剧思想“左转”的完成过程表现在两个时期的选集修订中,通过厘清这些选集文本异动的意义,能够发现田汉的戏剧思想转变过程。《田汉戏曲集》的出版变动呈现了田汉戏剧思想转向的细节及其政治文化受容程度,田汉对《田汉戏曲集》的修订,表现出他融阶级理念于旧作的“左转”戏剧技巧,但20世纪30年代田汉的政治转向与戏剧创作经验之间有着难以忽视的抵牾。田汉在50年代的剧作修订中调和了阶级转向的政治诉求与戏剧情理创作逻辑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以宿命话语的抹除增强现实反映功能,以阶级共同体的塑造削弱阶级斗争理念,以删改方式控制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显性外溢,以取消艺术主体认同的方式强化“左转”政治认同。田汉在《田汉剧作选》《田汉选集》的修订中,完成了对二三十年代剧作的改造和修正。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鲁迅的红楼话语嬗变及其梅兰芳批判的生成

自文化的现代转型之后,红楼人物以其形象的经典性引发了多场现代文学事件。单就鲁迅视野范围内,红楼文化便表现出多维的话语形式:从《红楼梦》宝黛爱情的文学形象塑造,再流变为民国社会的才子佳人意识,从与梁实秋关于林妹妹的爱情阶级论争,再到梅兰芳的昆曲红楼戏改编,红楼人物成为民国文学事件发生的重要话语资源。

流言文化传播与鲁迅的公共理性

鲁迅是民国流言传播的情状描摹者、社会谣诼围攻的亲身经历者、影射告密文化的记忆见证者,公共理性是鲁迅应对流言的重要思想策略。从传统文化中的鬼神道德到时事传播中的新闻伦理,作为观察者的鲁迅持续揭底现代中国城乡谣诼的发生原理;鲁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流言的主要当事人,持续在关涉己身"架子""金钱""党派"的流言中自证;在诸种流言的围困中,小说尤其成为鲁迅"狂人""吃人"洞见的思想容器。流言是现代中国公共文化涌动的主要形态之一,梳理鲁迅与流言的关系不仅能厘清现代中国流言文化的发生特征,更可从流言与鲁迅小说创作的辩证关系中发现鲁迅小说的社会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