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论域中的河北抗战小说

河北抗战小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抗战题材小说中占据中心地位,就是因为燕赵文化精神和抗战人文精神存在着彼此对位的关系。这两种精神的普遍意义就在于追求健全的人格。而建国后至今,对于以河北为中心的抗战小说的批评则折射出了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存在着单向度的流弊。在当下的人文精神建构中,我们应当走出这种误区。

诗歌分行的技术意义和精神本质——威廉斯短诗《便条》之谜探析

美国诗人威廉斯的短诗《便条》似乎就是对一张普通便条的简单分行。这固然不能说明诗歌写作就是对口语的简单分行,但的确显示了分行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分行的技术意义就在于通过这一形式所具有的心理暗示力迫使受众进入特别关注状态和强度情感状态。分行的精神意义则在于把为文化成规所凝固的生活世界前推到那种富于张力的原生状态。在这两种意义之间,后者更为本源。诗歌写作的根也正在这里。

一种虚浮无根的女性主义理论——盖尔·卢宾《女人交易》细读和批判

盖尔·卢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是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文献。然而,它的理论创构方式却不具有健全的综合意义,而是片面地走上了形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依托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以求达成解构的目的。它的思想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对待前人理论遗产的态度往往是断章取义、主观发挥的。它过分地强调"性/社会性别制度"的自足性和优先性,将它视为导致女性压迫的根源。因此,它所提出的女性解放方案也就仅仅是从这个制度上来着眼的,而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方面来考虑的。总之,从宏观的理论设计到具体的理论阐释,盖尔·卢宾都存在着严重的脱根失据的问题。

“朦胧诗”概念分延及其人文生态问题

新时期初,朦胧诗刚浮出地表的时候为了生存而不得以全真面目示人。自1984年朦胧诗落潮至1986年,朦胧诗迎来了出版热潮,主要代表诗人随之得到确认。继而,再到1992年前,朦胧诗的新时期前史和诗歌民刊《今天》的策动意义得到正当表述。1993年以来,朦胧诗研究向新时期前史和《今天》的批判性研究倾斜。＂朦胧诗＂这一概念经历了从＂新时期＂表征到＂后新时期＂解构的变化过程,其内部也由整合而走向撕裂。＂朦胧诗＂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背后所寓含的不同时代的人文视野和价值尺度不应该仅仅简单地作等级化的线性排序,更应该以一种共时的、多元的、互参的眼光去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问题性。＂朦胧诗＂这一概念的撕裂反映了朦胧诗内部各个方面的龃龉关系,对此,我们须超越其中任何一方的片面立场,站在朦胧诗的整体性和共通性的角度予以批判。

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成长史来看《菊英的出嫁》的主题批评史

众所周知,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了百年的屈辱史。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变。自从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国门,中国就不得不睁眼看世界,不得不顺应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不得不成为列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忍辱负屈的下等成员国。在这样的境遇中。

凉山革命历史叙事的史诗性重构——论李乔《破晓的山野》对《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的创作超越

李乔新时期初创作的小说《破晓的山野》“另起炉灶”,是对他“十七年”时期的旧作《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的重写。经过长期反思,作家意识到三部曲第一部的基础没打好,致使后两部的补救努力终未如意。新作主要以旧作的后两部为基础,作了删减和整合,实现了对旧作的超越和创新,堪称凉山革命历史叙事的史诗性重构。当然,重写后的新作仍然有可完善、存疑和反思的地方。守护红色文化遗产和推动红色文化的再生产,是建构健全的现代性不容缺失的一个维度。

《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研究在国内渐成显学。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之后,国内对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两个子课题的分别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不过,将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交互关系作为研究课题予以系统思考的专著,则是相对匮乏的。至于用这一研究视野专门去做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研究的专著,更是前所未有。尽管周宪200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就已经开始涉足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相关性研究;可是,周先生的这种相关性研究关注的是文化现代性对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其真正意图在于把美学问题置于文化现代性的视域中予以观照,而不是去揭示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平行关系与交互意义。而且,周先生这一研究的文化现代性视野基本上依循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将哈贝马斯的特定规范,尚不能跃出哈贝马斯而通观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目前的这种相关研究现状和学术动态,李进书的《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以下简称《二重奏》)确乎值得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