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的网格化管理及其制度逻辑

网格化管理契合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需求,是理解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一个窗口。网格化管理通过将城市空间和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网格,对复杂的社会治理事务和社会事实进行信息化处理,提高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清晰度,使精细化治理成为可能。网格化管理以执法力量下沉、治理结构整合和治理资源协同等方式,展开基层社会治理。党政嵌入的机制是网格化管理有效运作的关键,以党组织建设的方式向基层社会延伸党政权力,具有社会控制的制度功能。对城市治理主体而言,党政嵌入的网格化管理方式发挥了激励与监督的制度效用。但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存在信息内卷化和组织适应性等限度。构建适合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稳固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转型中国社会的重要考验和挑战。

基层权责失衡的制度成因与组织调适

权责关系是科层组织运作的基础。然而,权责失衡是基层行政体系的实践常态。权责失衡是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性产物,具体表现为治理事务泛化、治理权力上移、治理责任下移的权责配置状况。权责失衡本质上是条块关系问题,无论是属地管理体制,还是垂直管理体制,条块关系始终制约着权责配置结构。在属地管理体制下,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呈现出"科层化"和"去科层化"的双重互动困境。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以块块为基础的分权系统逐渐被以条条为基础的集权系统所取代,带来条块之间的权责失衡。囿于权责失衡,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调适体现为非正式政治对正式规范体系的突破,其具体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体制的组织渗透机制,二是政治伦理的组织嵌入机制,三是权责配置的流程再造机制。组织调适过程所蕴含的组织弹性,是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制度逻辑所在,也为基层治理转型提供了思路。

重提宪法常识

人民制定的宪法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遵守,实施宪法就是让宪法运作起来。宪政的核心价值在于限制公权力（执政党亦必须在宪法之下活动）,保护公民权利。尽管宪政实施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尚不具备,但重提宪政常识的意义就在于厘清思路,避免观念的混淆。宪政并无＂东、西方＂之分,只有宪法实施后＂优、劣＂的判别。将宪政诉诸道德化的意识形态只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宪政常识之一其本来是道德无涉的制度技术及操作问题,而不是大是大非的＂姓资姓社＂问题。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运用＂宪政＂概念,其正当性与有效性就在于宪政价值本身足以超越东西方,制定宪法不是为了政策宣示,而是使社会共识凝聚在宪法实施的轨道之上,使权利的实现得到最高效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