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报道引起新加坡高层关注,作者吕元礼致函本刊介绍详情

编者按:2004年10月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并积极借鉴世界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

执政文化探析

执政文化是执掌国家政权的阶级或政党的成员在其执政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而形成的执政意识、执政观念、执政态度、执政价值观念和执政行为模式等的抽象。执政文化具有规范性、导向性和权威性等特征,在构建和维系执政体系、引导和规范执政行为、塑造和发展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用。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在鼓动民众取得结束殖民统治的胜利之后进一步领导民众取得国家建设的成功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本文主要从党的指导思想、属性色彩、政治观念和权威模式等方面论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党文化转型,具体包括从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型为低调的实用理性、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转型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从"破坏"的"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建设"的服从经济的政治观以及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意在为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领导文化的概念、功能、特征及现代化

领导文化包括领导意识、领导观念、领导态度、领导价值观和领导行为模式等 ;领导文化具有模式性、连续性、变化性和政治性特征 ;也具有规范作用、导向作用和示范作用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领导文化也需要现代化。

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反对腐败必须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首先,制度反腐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治文化的客观要求,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具有必然性。其次,制度反腐具有普适性、稳定性、科学性,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具有必要性。再次,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制度反腐的社会基础,多层监督网络的形成是制度反腐的技术基础,日趋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制度反腐的法律基础。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具有可行性。

政治文明:实质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的统一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实质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的和谐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两种民主”的统一是从“价值理性的错位”走向“工具理性的回归”、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民本走向民治的必然要求。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识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识主要包括基本价值的共识和程序的共识。基本价值共识体现价值理性,其作用在于确立民主政治的崇高地位;程序共识体现工具理性,其作用在于实现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并赋予按照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以合法性。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途径主要包括妥协让步、认同转型等。

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精神

培养公民精神是建设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公民精神视为现代民主政治赖以真正扎根和最终建成的最为重要的观念文化因素,并从权责观念、怀疑态度、自治精神和参与意识等方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精神。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克服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克服吕元礼现代化是一种革命性的进程，无论是就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言，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和震荡．由于西方国家已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现代化进程就具有赶超的性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和震荡也更为激烈，并...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特色分析

执政文化是执掌政权的阶级或政党的成员在其执政过程中形成的,为该阶级或政党成员所共同信守的思维方式、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广泛认可的目的指向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执政思维方式的发展性、执政价值观念的协调性和执政目的指向的大众性等执政文化特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执政文化,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新加坡政治改革--基于合法性三重意蕴的分析

为了满足民众的新期求和加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新加坡自2009年以来进行了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缩小集选区规模、减少六人集选区数目和增加单选区数目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制度能够更为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以增进政治制度的正当性;(2)通过增加非选区议员人数、把官委议员制度确定为永久性制度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制度更能让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以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受性;(3)通过设立冷静日的改革,以及对于不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坚持,使改革后的制度更能够选出一个强而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以增加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新加坡政府执行力分析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执行力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首先,责任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条件,即政府要负责任地制定政策,确定执行目标,以岗位责任制保证执行,并及时对政策等进行监控调整以达成更好的执行效果;其次,强势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途径,政府重视政府权威,重用具有刚性的强势精英,挥舞"大棒子"将负责任的政策贯彻执行到底;最后,廉能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保证,塑造出高效廉洁的具有执行力的组织,通过文官制度培养执行力人才,同时,借助政府外的力量有效地完成政府要执行的任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分析

新加坡政党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特征和政治文明的成就,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便于借鉴和值得借鉴的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主要表现为:(1)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政党关系模式;(2)代表全国利益、反映各方意见的政党立场模式;(3)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的权力制衡模式;(4)主动"猎人"、科学选人的人才选用模式;(5)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新一代"自行决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

家庭本位的阐释及其与个人本位的会通

目前存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会通趋势:个人本位必须吸收家庭本位的责任和义务意识,使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达至平衡;个人必须置身于社会特别是家庭之中,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家庭本位必须吸收个人本位所包含的尊重个人、重视权利等合理内核,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和谐发展。

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

妥协作为通过冲突各方都放弃自己的部分要求以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方法,具有容忍性、互利性、务实性和自愿性等特征。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既有其认识论、政治性根源,也有其经济的、文化的基础,并发挥着实现利益整合与造就和平政治的作用。

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例

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传统政治共识已经瓦解,新的现代政治共识尚未形成,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巨任务又要求社会通过达成政治共识以维持稳定,促进发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成功范例。总结“南方谈话”的有关思想,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主要包括诉诸常识、自由兼容和存而不论等。

全国对话会与新加坡协商式民主

新加坡政府于2012年至2013年组织举办的全国对话会是协商式民主的有益探索。它是在人民行动党于2011年大选中的得票率为建国以来新低和新加坡政治生活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举行的。其运作机制既包括由全国对话委员会、基层组织、对话会协导员构成的组织系统,也包括以网上公布信息、现场分组讨论、部长回应总结、形成反馈报告、意见探讨反思为先后次序的程序结构。全国对话会的协商效果主要表现为检讨政府政策与促进与民沟通两方面。

论执政党的执政权威——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

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执政效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执政权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要是通过树立法理权威、维护道德权威和捍卫职位权威的方式实现执政权威。该党一党长期执政的稳定执政地位和实现经济腾飞的很高执政效能、树立、维护和捍卫执政权威的举措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人民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都大力倡导并努力践行无产阶级的人民观。这种人民观凝炼和沉淀而成的价值取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突出表现为“服务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突出表现为“有利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突出表现为“代表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突出表现为“为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