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

移民早期:香港只是“救生艇”在很多不太熟悉香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人眼中,香港人的心态总是难以捉摸、不易理解的。有时候。

坐立不安:香港中产的社会心理状况

在有关当代中产阶级的主观世界的研究之中,一直偏向于关注他们的政治态度、阶级意识,而较少了解心理和情感方面的状况。这明显地有别于历史学及历史社会学对中产阶级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关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一大特点,是他们面对不确定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不安。要了解中产阶级的个性,就必须研究他们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夹缝的特性,并从阶级关系的变化去认识他们的主观世界。本文以2006年香港社会流动调查的实证资料为基础,来探讨生活在一个逐渐变得不确定环境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起了些什么变化。他们对自己的将来开始失去原来的那一份自信,同时对下一代的处境更为忧虑。本文除了分析香港中产的状况外,更想突出从心理及情感角度来进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

金融风暴后的香港中产阶级

本文以2006年＂香港社会流动与机会＂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分析当前香港社会的机会结构、社会流动及阶级结构的变化。初步观察所得,香港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流动机会并未如一些评论所预言般,因为经济衰退及转型以至中产阶级消失或社会流动逆转。经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社会仍有上向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过,随着阶级结构制度化,社会流动越来越由教育决定,大部分人都挤在教育渠道之内进行竞争,气氛日趋紧张。香港社会所面对的挑战,并不是中产阶级消失,或出现大规模＂下流＂,而是在内地与香港经济融合、香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内部按其经济功能而分裂为＂在地的＂和＂流动的＂中产,他们于这个社会经济转变中各有不同遭遇。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历史的启示——以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

本文从国家与产权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对20世纪5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了分析。论文主要把这一改造理解为企业产权结构的政治性重构,并根据这种理解对整个改造历程进行了简要描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生于城市的这一产权变迁历程充分反映了财产所有权与其赖以存在的政治社会基础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些看法

社会和文化两大功能在全球城市构建过程中,往往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并影响着全球城市地位的巩固。伦敦和纽约既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城市,同时也是文化之都,它们在文化方面的辐射甚为广远。一个世界级的全球城市必须多方面兼顾,才可能在全球各地众多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洛阳地区201例女性感染HPV及亚型分布特征分析

目的为了解洛阳地区女性感染HPV的流行和亚型的分布情况，为HPV女性感染的预防与诊治提供依据。方法对404名来院就诊女性的宫颈脱落细胞，应用DNA杂交技术进行HPV分型检测。结果在404名女性中HPV—DNA检测总阳性率为49．8％（201／404），其中高危型HPV感染率为42．6％（172／404），低危型HPV感染率为16．8％（68／404）。高危型HPV感染率较高的基因亚型依次是HPV16（12．9％）、HPV39（7．7％）、HPV52（7．4％）、CP8304（5．7％）、HPV58（4．0％）。各年龄段HPV感染率差异显著（P〈0．05），其中高危型HPV感染率在51～55岁达到高峰（59．3％），在31～35岁最低（32．6％）。在HPV—DNA阳性样本中，单一型别、双重型别、三重型别、四或多重型别的HPV感染率分别为65．7％、22．9％、7．5％、4．0％。结论HPV在洛阳地区就诊妇女中阳性率为49．8％，高危型HPV阳性率为42．6％，以HPV16、HPV39、HPV52、CP8304、HPV58较为常见．且在51～55岁高发。

香港的入境旅游业:问题与挑战

由于内地旅客需求甚殷,香港的入境旅游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进入2015年后,内地访港旅客的数目似乎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运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和旅游发展局的资料,分析当前香港入境旅游业所真正面对的问题。内地访港旅客的数量并不见得如很多人所讲的严重下降。香港入境旅游业和零售业所面对的真正问题,在于过度依赖内地市场,而同时内地访客中属不过夜类型者,逐渐成为了多数。内地过夜旅客减少使香港零售业特别是高档消费市场受到压力。未来香港不应寄望内地旅客在数量上不断大量增加,而应认真思考升级,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在北京,我们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一个中产阶级的住宅小区进行了访谈,并分析小区之内道德秩序的构建:关键要素之一是对"公共"和"私人"的界定与协调。我们试图了解居民们常态下的日常生活,并考察他们内部的"微观政治学"。从如何恰当饲养宠物到区内居民的着装问题,由业主之间讨论的话题,了解到中产阶级如何在社区内打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香港中产阶级

在香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个人的方法,就是我不要问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问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我只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努力拿到最好的东西。

一个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1997年后转变中的香港处境

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香港的处境有点尴尬。这份尴尬源于它有一条边界,将这个特别行政区跟国内周边地区分隔开来。这是很多全球化城市无须面对的困难。在全球城市的文献中,这个边界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很多国家底下的全球城市,乃存在于一个更广更宽的国家的框架里面,城市的行政边界并非国家的或特殊政治安排的政治边界,因此行政管理性质的边界所带来的束缚,并不明显。另一种可能是,有关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分析中,有一种强调流动倾向,凸显旧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制度安排逐渐失效,而新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可无拘无束地全球游走。但现实的情况是边界依旧发挥作用,不但会阻碍资源的流通,而且也会因此而产生其他的考虑和行为的逻辑,令这个"区域国家"的想法或期望,并未转化为现实经济地理中的一种状态。而充分认识到这个落差,对了解当前香港社会经济的处境是相当重要的。本文正是尝试重新检视香港在过去三十五年的时间里,与华南地区在经济、社会的不同方面进行整合的状态与特征,并从中分析回归后香港的处境。当然,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所面对挑战来自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特性,不可能单凭某一方面的分析,而掌握到所有问题之所在。不过,话又不得说回来,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城市,于其空间布局上未能有所突破,对它的经济、社会等方面又确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将这个区域整合(又或者应该说是未有真正的整合)的问题提升为一个讨论及研究的议题,并认真思考其对香港发展的影响。

香港社会特征、本土认同、本土意识

关于'Local Consciousness',香港最初使用的中文译词是'本地意识','本土'一词估计传自台湾。20世纪70年代前后,香港使用'本土'一词的人不多。大部分人不觉得自己和香港是'本土'的关系。人们的感觉更多是,恰巧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而已,既不是在这里成长,也不计划在这里发展。过去对香港本土意识相关问题的讨论。

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与民间公共文化

一导言香港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项重大转变,是它成了生命共同体,除在市民大众中间形成了一份认同之外,还在社会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秩序。从某个角度来看,那套社会秩序其实并没有什么很特别之处;市民开始重视秩序(表现于他们懂得排队的公众行为)、大致上不争先恐后、不乱抛垃圾、不随地吐痰、讲求卫生等,绝非香港所独有的一种公德及秩序。

书目推荐:《香港模式——从现在式到过去式》

《香港模式——从现在式到过去式》,吕大乐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7月出版. 吕大乐,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香港研究讲座教授,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从事香港社会研究. “二战”结束后,直到1997年,香港社会累积了不少成功的发展经验:灵活的中小企业制度、“积极不干预”政策、神话般的公务员团队、“咨询式政治”、“新市镇一公屋一工业”三环紧扣的都市规划方式等.但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社会过往成功的发展模式、制度支柱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弱点,既无法解决现存的困难,更难以面对未来更为复杂的情况.过去的成就成为一种包袱,有时甚至会阻碍创新求变,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香港社会如何走下去?

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

本文通过对大跃进时期上海兴中造船厂经济民主实现程度的考察和分析,探讨了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本文通过对经济民主中的劳动者与管理者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和地位、企业经济效率、技术改造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与研究,证明了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凭借其政权力量在政治层面上实现整体性的改造,但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却有着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说明了经济和政治、国家和社会在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