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诗人朱建信的诗情诗思和诗家语

军旅诗人朱建信大大突破了关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理解,他的诗作彰显了独出心裁,乃至出人意料的深邃新颖的情思。他的独出心裁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来自“长期积累,一朝得之”的灵感,又在灵感的基础上加以精益求精的构思。由于诗情诗思不同于日常情思,因此传达这种诗情诗思的“诗家语”也不同于日常语言,而显得陌生化。朱建信的佳作善于处理灵感和构思的关系,也善于掌握语言陌生化和亲切化之间的平衡。但偶尔也有以构思代替灵感的情况,致使个别作品缺少灵气。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和新诗分属于两个体系和两个时代。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属于古典美学范畴,虽然一些杰出的旧体诗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拘守旧格律而拒斥新诗的内在律,因而难以胜任表现现代人复杂内心世界的任务,同时也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

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基本属于古典美范畴,即使像杰出的旧体诗人聂绀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缺陷:长于传达理性深度而拙于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内心世界;有诙谐之趣却模糊了悲剧性底色;有古典语言美却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造成其局限的原因之一是,旧体诗必须遵守以语音规则为核心的外在律,因而不能不拒斥以诗情的抑扬变化为基础的内在律。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试论杜甫名篇“三吏”“三别”及其相关评说

杜甫名篇“三吏”“三别”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深刻揭露了蛮横无理的兵役给广大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对群众抗击叛军积极性的挫伤。有的论者或肯定它们赞扬了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平叛的奉献精神,或责备它们掩盖了人民群众和唐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误读。“三吏”“三别”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实录,而是诗人在切身感受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是“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的结晶,因而不仅真切感人,而且富有诗的魅力。有的论者认为它们是缺乏形象思维的纪实性散文化作品,也属误读。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试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思维

关于文艺创作的标准,毛泽东是主张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却更注重"诗意",即诗词的艺术性。毛泽东诗词大都善于处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能够做到情景交融,大小相通,古今映衬,构成富有魅力的诗歌境界,具有沁人心脾的审美效果。在审美倾向上,毛泽东诗词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这表现在一些作品在雄视千古的同时,止于"今胜昔"的陶醉,而较少对已有成就的审视和对不足之处的自省。就语言的角度说,毛泽东诗词所提供的主要是古典美,而不是现代美。

“灵感是诗的受孕”——艾青诗读记

艾青在上世纪 3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奉灵感为至圣” ,写出了很多富有魅力的佳作。他的灵感有三种类型 :定向涌流 ;感物触怀 ;彼此重合 ,都属对题材的“二次处理”。但在 4 0年代和 5 0年代 ,他的灵感失落 ,只凭“一次处理”写诗 ,创作陷入低谷。改革开放后 ,沉默多年的艾青重返诗坛 ,灵感回归 ,诗歌创作达到新高峰。

汉字思维与汉语诗歌

我在旅美期间认识了一位教文学的美国教授兼诗人,他表示喜欢中国的唐诗,但不懂中文;说起新诗来,他连艾青也不知道。为了准备跟他交谈,我向留学生借了一本英译唐诗选,英译者是国内著名的学者、翻译家、诗人,所译的主要是绝句、律诗。

建国前中国新诗(1917—1949)研究综述

新诗研究是伴随着新诗的尝试和创作同时开始的,1917年是它们共同的起点。建国前的新诗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1917至1927大革命失败;1927至1937抗战爆发前;1937至1949建国前。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三个“十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新诗研究格局始终处于多种视角(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并存的良好态势,虽然政治视角的地位口趋显赫,但并没有形成压倒之势;新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总体上逐渐提高,尽管战争和社会动荡给学人们带来了重重困难,但并没有挫伤他们探索的韧性和力度。

徐晓诗歌的艺术得失

最近我读了90后的校园女诗人徐晓的诗集《局外人》（卓尔书店,2014）,感到欣喜,也有些不满足和更高期待。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在文学艺术天地里,老中青少,士农工商,都要接受同等的鉴赏和评判,不可能厚此薄彼,严甲宽乙。限于精力,我这里仅对很少几首诗坦率地谈点感觉。

样板戏绝非红色经典

打倒四人帮后，江青“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曾被批判为“四人帮”篡改艺术家的劳动成果、用来篡党夺权的文艺工具，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但是，随着“文革”的渐渐远离，不知从啥时候起，样板戏的某些唱段在晚会上又唱起来了；再后，整本的样板戏又演出了。更有甚者，近来样板戏竟被公然奉为“红色经典”。有一天我把这事告诉一位研究当代文学的老专家，

文学鉴赏与美育

近年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明确指出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从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情况看，近年来对美育较前开始重视，但由于应试教育的束缚，美育的落实还很不够，具体经验还不多。

现代人写史诗的成功尝试──评孙毓棠的长诗《宝马》

孙毓棠的长诗《宝马》（1937），写汉武帝时李广利率兵西征大宛获取宝马的故事。它力求忠于史实，言必有据，冷峻地揭示了古代群众被奴役被愚弄的命运，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诗。其诗化不是靠抒情气息，而是靠把所叙述的史事内在地诗化。故采用相应的诗化的叙述方式。

诗评家吴开晋的诗歌创作

吴开晋一生钟情于缪斯,是卓有成就的诗评家兼诗人。他虚心地多方吸取营养。改革开放后,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都进入新的境界。他的诗作是他的诗学主张的实践和印证。思想解放带来心灵自由,常以神话思维进入创作,大至星球、小至花草在他的诗中都富有灵性。基于生命意识的觉醒,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生命诞生、成长、衰老的动人诗篇,并把诗的触角伸向感觉领域。他善于把事态结构和意象抒情融合起来,且能用于重大题材的写作。

新诗和旧体诗分工互助的有益探索——读陈源的三本著作

陈源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还乐于把旧体诗翻译成新诗。他的多方面写作实践又一次证明:旧体诗追求偏于静态的意境,不适于展示心理流程;旧体诗遵循的是在古汉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精致而严格的外在格律(包括句式、平仄、韵脚、对仗等等),难以体现现代汉语的韵味。新诗注重意象的流动,适于展示心理流程;新诗遵循的是以情绪的抑扬顿挫为基础的内在律,可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而较难在精炼含蓄的境界上与旧体诗精品媲美。可见新诗和旧体诗既可以分工并存,又需要相互帮助,取长补短。

诗情与灵感:关于诗歌的鉴赏与写作

诗歌佳作表现的是诗情美感,它不同于真情实感,而是真情实感的升华。诗歌中表现的审美人格也不同于作者的世俗人格,审美人格是作者人格理想的体现,一般说来高于世俗人格。富有魅力的诗歌佳作是“灵感加构思”的产物。灵感有三种类型,都来自新鲜感受和长期积累的遇合。长期积累、一朝得之的灵感是诗歌的受孕,有意为之、精益求精的构思要以灵感为基础,而不能取代灵感。诗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灵感加构思”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提出的要求。诗歌发展史上出现的一切成杲都不会消亡,已经出现的各种诗歌体裁都是人类的公器,人们有权利用于表达一切不触犯法律和公德的内容。严肃的诗人和诗评家有责任帮助大家辨析各种诗歌作品的精粗高下,共同提高审美素养。

求实求深的新诗本体研究——评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最近我把李怡的新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研读了两遍,研究这样的学术著作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也是愉快的精神漫游.我不由地连连赞叹:真想不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能写出这样兼有广度厚度深度的好书!做为一个渐入老境的新诗教研人员,我为新秀的崛起感到欣喜.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