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法竞争行为的规制困境与出路

数据要素在市场竞争中的介入给竞争规制带来了新命题。数据构成必需设施的质疑、相关市场的划分难点、市场力量的衡量难题和数据滥用不以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使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面临冲击。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带来的问题,以及面临的裁量困难和救济困境,是现有反不正当竞争规制范式面临的挑战。科学规制数据不法竞争行为,需要结合数据影响力、所涉利益点、合理除外因素等进行行为认定,有效衔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机制,丰富立法、司法、执法等维度的规制手段。

健全我国数字经济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新问题不容忽视。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和消费形态,使传统消费领域的问题有了新表现,也使原有监管和保护缺陷被进一步放大,并不断催生新的消费纠纷类型。当前,国内外在规范新商业模式、引导新技术向善、提升用户维权能力和新监管能力方面积极探索有益经验。为更有力地应对数字经济下消费者保护工作挑战,我国应以提高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为目标,从综合规范、特别规范和专项问题治理等多维度健全规则体系,从组织机制、引导惩戒、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完善配套管理机制,营造数字消费良好生态。

论私人的政府数据使用权

政府数据具有公产属性,全体国民系政府数据的真正所有人,国家基于公共信托法律关系成为政府数据的形式所有人并享有数据支配权。该支配权属于公法规范下概括性的管理权,并由作为国家代表的行政主体具体行使管理、维持数据资源效用的职责。但全体国民作为抽象的集合性主体,无法直接行使作为所有人所享有的数据权利,使用政府数据的权利需要回归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则上私人可不经行政主体的特别批准,在不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即可对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的政府数据进行自由、平等、免费的使用。私人对政府数据的使用方式包括直接使用和增值使用、公益性使用和商业性使用。

政府数据再利用的规制模式及其反思

政府数据对引领大数据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对政府数据的价值释放而言,数据开放只是起点,关键还在于数据的再利用。面对私人"不会"和"不当"再利用政府数据的市场失灵问题,限制型模式忽略了市场对数据流动的需求,易发生过保护问题。开放型模式存在引导和监督不足的缺陷,我国缺乏该模式所需的制度土壤。借鉴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而设计的政府数据"依申请开放"功能,在有针对性地向社会提供数据的同时,还能发挥数据开发的引导与监督作用,是符合我国数据再利用所处的初级阶段特征的可行规制路径。

“排除合理怀疑”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逻辑

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规范及实践层面均得到相应认可相比,该证明标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似乎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排除合理怀疑"的价值内涵与我国行政诉讼价值目标的契合性决定了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但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未能对其适用的行政案件类型划定清晰的边界。实践中应通过动态开放的方式赋予法官在个案中灵活运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权限。法官运用该证明标准进行事实认定时,在"疑点发现""疑点验证"和"疑点排除"环节均须关注到行政诉讼的特殊性,既要对司法权进行自我谦抑以尊重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专业性",也要避免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问题形成"共同认定"。

何为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以既有裁判文书为对象的分析

尽管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尚无"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相关概念的表述,但法院判决已有涉及。法院在解决何为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问题上,虽未给出严格、精准的定义,但间接提出了认定该行为的相关考量特征。但是,这些特征还只是界定该行为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判断"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是否成立,可以从主观目的、客观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综合考虑。

用人单位缔约知情权“直接相关”标准的限制路径

《劳动合同法》第8条赋予用人单位知悉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的权利,但"直接相关"范围的相对不确定性使其常遭受用人单位滥用。是以,明晰用人单位"直接相关"考察事项的边界成为保护劳动者人格权益的首要工作。实践中,判断某一事项是否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应以生产效率为目标进行定量分析,考察目标事项与劳动者生产效率的相关系数,辅以职业(职务)区分原则和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限制,并将受到其他变量影响的非直接相关因素予以排除。此外,仅凭直接性和相关性无法有效规制用人单位恣意解释行为,还须对用人单位目的的正当性和考察的必要性进行考量。

数字贸易统计测度的“两种路径”

当前,各方对数字贸易统计范畴的理解呈现由窄到宽三个层次。本着包容、灵活的原则,根据切入视角和基础数据来源的差异,本文提出以“贸易”出发和以“数字”出发的数字贸易统计测度两条路径。前者是以贸易统计框架及其数据为基础,结合“数字交付比”“数字化率”等系数进行测度的路径,需要克服基础数据细分颗粒度不足、系数确定具有一定主观性等挑战。后者是不囿于原有贸易统计框架,构建契合数字贸易特征的专门统计分类体系的路径,需要做好与数字经济统计分类体系衔接,推动建立完善相关统计制度等。两种路径并非割裂发展,而是具有广泛融合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