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规定中的程序性条款

本文将宪法中的程序性条款分为弹性程序条款和羁束程序条款两大类．具体包括总则性的“程序正义”条款，国家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产生程序，权力运行程序，宪法监督程序，宪法修改程序。宪法中的程序性条款规定是宪法精神以及权利实现的保障。我国１９８２年宪法在赋予公民实体权利方面较过去有巨大的进步，但程序性条款数量过少，规定粗疏，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直接影响到宪法的实施。在以后修宪时应当补充、细化宪法的程序性条款，增设“程序正义”条款，增加有关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程序规定，设立宪法监督程序。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兼评新《信访条例》的若干缺憾

就功能而言,信访制度应当被定位为一种以沟通为基础,以督查为核心,以斡旋为辅助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听取民众之苦情申诉并给予尽可能的救济。为此,必须以信访听证制度为核心重构信访制度的督查机制,以使我国的信访制度成为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与出路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权已经获得了现代行政法的普遍承认,因而抗辩行为已经从一项事实行为发展为一项法律行为。但是,近年我国一些行政相对人常以暴力、自伤等极端方式提出抗辩,表明延宕于我国数千年的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仍在继续。究其原因,在于现代行政法所提供的抗辩机制仍不能充分满足行政相对人对于抗辩利益的追求。为此,需要针对我国民众的抗辩习惯与特点来完善我国当下的法定抗辩制度,以形成一个理性抗辩的制度模式。

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基于典型行政执法事件的分析

行政执法的过程并非"法律+事实=决定"的简单推导过程。除了法律以外,其他许多变量均可能对行政执法的过程与结果产生影响。在诸多变量中,上级意志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有力。因而,只有改革我国的行政结构,使得行政权的运作体制能够满足法律统摄的要求,才能最终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本导向的行政执法逻辑。

不动产登记机关的侵权责任及其限度——以法解释学为视角的分析

《物权法》第21条以"登记错误"作为不动产登记机关承担侵权责任的要件。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引发不动产登记的原因行为的复杂性,不动产登记机关客观上并无足够的能力来确保每项登记的正确性。过于严苛的责任负担不仅给不动产登记机关带来了困扰,也使得人民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时无所适从。为此,需要结合《物权法》其他条款的规定及《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对该法第21条的含义进行体系性、限缩性的解释。据此,《物权法》第21条中的"登记错误"应当被解释为登记机关"未依法履行审查职责而造成的登记错误"。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模式之重建

《行政许可法》强化了对许可申请人的权益保护,却忽略了利害关系人的主体性价值。利害关系人之权益保障被完全交由行政机关代言或是任其与申请人自行协商。此种保护模式使得利害关系人主动性参与之权利遭到隐讳地剥夺。为此,须将许可之决定模式由"法定条件审查制"改为"利益衡量选择制",通过建立普遍的受理公告与异议制使利害关系人获得充分的介入许可决定之机会。

职业资格许可的设定范围研究

我国当下实施的职业资格清理,仍然存在着清理标准不全面、执行尺度不统一及类别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厘定职业资格许可的范围,应当从设立目的、风险等级、市场是否失灵、有无替代性管制措施等要件进行综合考量。此外,应当建立准入(许可)类职业资格与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的制度隔离、防止异化及相互转化机制。

行政审判中的行政与刑事交叉问题及证据规则之完善——“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2010年)”会议综述

2010年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及诉讼法研究中心承办的“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第三届）在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畔举行。本次论坛围绕着行政争端解决中的行政与刑事交叉问题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修改和完善两大主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副会长刘莘教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临萍、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7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社会自治组织行政权的法律规制

本文首先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自治组织实施自治行为的法理基础 (即自治权的来源问题 )作了界定。在此基础上 ,着重从行政法角度论述了社会自治组织在对其内部成员及非成员之社会个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所具有的不同的角色特征及其相应权力与义务 ,并进而全面探讨了国家权力 (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权 )与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权 (尤其是自治行政权 )之间的关系 ,以期能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民意考量——以互联网的发展为分析背景

现代传媒的发达使得行政执法行为常常处于民意的包围与压力之中。民意在事实上的强大影响力迫使执法者不得不予以考量。但是,这种考量常与法律规范产生冲突。鉴于此,对民意的考量应当遵循若干实体和程序上的限制。同时应当建立一种立法引导和促进机制,使得传媒所表达的民意能够被及时地引导到立法程序中。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我国法律并未对行政执法人员参与行政诉讼时的角色定位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常常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有时也以诉讼代理人或证人的身份出庭。行政执法人员在诉讼程序中的角色缺位与错位既不符合法理逻辑,也给行政案件的事实调查和纠纷解决带来了消极影响。行政执法人员在参与行政诉讼时应被定位为被告的诉讼代表人,并应以适当的立法方式规定之。

论行政赔偿中损害的认定

因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当被区分为纯粹的事实性损害与法律意义上的可赔偿性损害 ,而只有后者才是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认定可赔偿性损害必须坚持政策性限制、“度”的限制及相对性与有限性限制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方可建立起一套在各种损害形态中区别出可赔偿性损害的具体的技术性规则 ,从而为国家行政赔偿责任的准确认定奠定基础。

个案解释技术在解决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困境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宪政体制及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法院难以展开对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规定的司法审查。但为了裁判案件,法院又必然需要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以便找到一个合法的、可适用于本案的裁判依据。这就导致了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困境。解决这一制度困境,其最佳途径是由法院通过个案解释技术,阻断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案事实之间的牵连关系,从而排除或限制该规范性文件在本案中的适用,同时又避免了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评价。

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吗?——在司法的技术、权能与功能之间

从司法技术的角度看,首长应诉制度存在"去专业化"之倾向,无助于提升司法的公正性。但此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法院司法审查权能之实际不足所引发的行政诉讼之整体危机,并对行政纠纷之彻底解决有所助益,故其在当下具有一种作为权宜性策略的适行性。但是,《行政诉讼法》不宜直接规定首长应诉制度,而仅需对被告委派代理人出庭作出一般性宣示。

行政结构影响行政执法的机理分析

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在特定的行政结构所提供的环境中去行使权力,因而行政执法行为必然会受到行政结构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具体而言,行政机关的事权运作结构、人员组成结构及财权配置结构均能对行政执法产生导向或抑制作用,并可能消解法律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适用效力。行政结构的调整必须寻求其与行政法治的契合路径。

论行政强制权的设定

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是行政法律制度中的重中之重 ,为行政强制立法必须加以规范和明确的首要问题。鉴于行政强制权的涉权性和侵益性 ,也为了适应WTO规则中法制统一的要求 ,行政强制权应统一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并力求设定内容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尤其是为确保行政权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保证行政效率 ,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来行使 ,具体可通过成立专门机构来集中行使强制执行权 ,负责行政决定的执行。

引咎辞职:法理阐释与制度构建

在宪法文本中规定引咎辞职制度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例。作为一种违宪责任形式的引咎辞职制度有着其它制度所无法代替的独特功能,它深刻地表明了社会公众对特定政府官员职业伦理素质的诉求,并使之具有了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及效力上的法律性。我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以及宪政的实践均已充分表明了创设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与迫切性。引咎辞职制度具体内容的构建则主要包括了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