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费符号假借人的社会名望和地位——基于主要表现形态的分析

符号具有很强的显示、交流和唤起意蕴。消费社会中很多人的财富和消费以符号/价值的形式呈现。消费符号成为一些人身份表达和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有些人借助于消费符号获得或维系社会名望和地位,通过符号的时空变换进行身份认证或假借。有的人通过对财富和品牌价值符号的炫耀性展演,将其提升到社会价值等级秩序的构建或保持的层面。在资讯发达的社会中有些人通过展演拼接、颠倒或挪用的高端消费符号,借此获取社会名望和尊荣。有些人借助消费符号的时空转换假借社会名望,希冀阶层地位的跃升。一些人在身份地位不稳定状态下便转向借地位消费,通过融入高地位群体消费符号假借地位。有的人通过消费符号的周期变换暂时摆脱其身份地位的窘境。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符号/价值”的显示构建社会的“消费-地位”关系,获得社会身份地位。为此,一些人便通过展演消费符号假借社会名望和地位,这反映了在符号消费的社会中一些人的心理和行为表达的异化,需要形成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美德。

中产阶层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吗?

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应从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维度去考察。当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阶层的时候,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中产阶层的体制属性、良好的教育背景促使其理性思考,其价值取向倾向中庸,政治态度趋于保守,中产阶层的中间社会地位能有效地黏合其他社会阶层,是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器"。在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的转型社会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中产阶层的价值取向倾向多元化,政治参与处于无序状态,中产阶层是转型社会中反体制的主要力量,主张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民主进程的主要推进者。因此,不能一概地认为中产阶层就是社会稳定阶层,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的"动荡器"。

市场化改革中权力的代表性及社会效应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是在权力的主导下并服务于政治的价值取向,是"权威志向型"的改革。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具有较突出的探索与试错性质。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逐渐放权,但总的趋势是权力不褪色。随着权力的下放,对权力约束减弱,权力偏好现象较突出,一些经济市场与社会管理逐渐演变成权力的角逐,很多当权者都在改革中追逐着地方、部门以及自身的利益,一些权力的双重代表性突出体现,即在代表大众利益与权力者自身利益的双线上运行,权力者保持着高额的回报。这样,资源的累积不可避免,加速了财富的积累与贫穷的累积,引发社会发展的多重效应。

制度供给滞后与排斥状态下的农民工市民化及社会风险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制度的快速变迁与社会管理制度供给的严重滞后导致了制度、单位体制与社会的互相排斥。农民工是制度供给滞后所形成的身份与职业分割的产物。城市在产业和劳动力等方面接纳了农民工,却在社会管理与服务等方面拒斥农民工,形成了社会保障与福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排斥与阻隔,导致体制与待遇区隔、认同和冲突等社会风险,使得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要化解这一社会风险,必须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社会权利和福利尽量从户籍中剥离出来;着力改变单位体制分割状况,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供给滞后背景下的体制缺陷——以转型期难以实现权利的农民工为例

透视农民工在城里务工所遇到的工资、人身伤害、社会权益、社会阻隔等多方面的工作和生存环境问题,揭示出社会转型期"二元制"经济结构的严重滞后性所导致政策的普遍价值的缺损;反映了在经济体制转轨之后,随着权力的转移,部分权力运用的失控,市场与法制难以兼容,市场对法律条文的挑衅;显示出农民工在被边缘化的状态下权益及利益难以保障。

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缺位与建设

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缺位导致企业在一些方面滋生出私人领域的合法性,企业主的个人权力取代或者形成了制度化权威,企业员工的政治权利与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党的权威性基础被削弱,出现了经济制度变迁与党的组织建设弱化现象。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不可能形成党的政治领导,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的建设十分必要。通过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不断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从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

市场转型期经济与行政权力的变移

市场化改革使经济、行政权力发生了变移,使得权力格局既统一又分割。国家在确定制度变迁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制度变迁既引起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企业组织管理的变化,从而引起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领导人的身份转型。改革中的权力不褪色决定了权力的变移只是权力的转型,权力始终维系着对各种资源以及社会资本支配与控制,占有资源多的人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命令性的影响。由于制度供给滞后,对权力的约束乏力,权力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权力的边界模糊,权力的私利化倾向较明显,导致了一些权力扭曲运作和社会层面运转无序,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贫富的分化。

阶层分化的理论视角——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的确立,形成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市场机制逐步取代再分配机制后,社会阶层结构随之进行调整。随着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中国社会逐渐由政治分层为主变成以经济分层为主,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模式,逐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不同利益要求的多层次的社会群体。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缺失与社会风险及其应对

在户籍制度等旧有体制的影响下,城乡分割,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受到教育的阻隔和排斥,其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安全感丧失、亲情感缺乏,畸形成长。城乡分割的教育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知识与技能缺乏,当其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时候难于正常地或者较好地生存与发展,过激或越轨行为时有发生,威胁社会稳定。必须着手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统筹城乡教育资源,以此减少社会风险。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构着的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从单一型转向一元主导下多元滋生型。随着利益分化带来的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变化,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主流政治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亚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结构渐趋多元化。

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中产阶层的社会结构与自我认同

中产阶层的状况反映一个社会一定时期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折射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职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多方面指标。它引领着社会的潮流,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体现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对社会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在国外不是一个问题,而在中国,存在着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其中,有过去扭曲心理的阴影,现实的柔弱,有不愿意自我证明的合法财富,也有难于启齿灰色收入,还有有悖于道德、法律的暴利。

阶层分化考验党的执政和社会建构能力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人们获得社会资源能力、方式和机会的变迁,社会利益关系变得非常复杂,阶层分化愈来愈明显。阶层分化体现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社会分层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和阶层分化给党的执政带来的新问题,迫切要求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通过一系列的理论、体制、政策创新,不断提高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社会转型期教育的阻隔、倾斜与缺失——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视角

教育公平首先体现在教育起点的平等上,即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对教育资源占有的平等。然而中国深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城乡分割,教育对象严格限定,教育资源向城市严重倾斜,造成城乡教育机会不均、教育环境反差很大,出现了社会转型期教育的隔离、倾斜与失衡。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与政治吸纳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变革社会中的先富群体,对政治的渴求非常强烈。在成为政治人的过程中从基础性政治主体中分离,转向代表性政治主体,从建立私人领域的政治合法性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在党政部门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制度性安排形式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也通过在权力机关寻找代理人、关系网络以及公益性活动等非制度形式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面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政治体系必须提高开放程度,增强吸纳能力,将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纳入其中,同时,也需要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素质和政治能力,克服在行使权力和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功利主义以及政治腐化现象,真正做到负载民意。

中产阶层的政治与社会异质性

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中坚力量。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都主张积极培育中产阶层群体,促进其发展、壮大。然而,这个阶层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信仰等方面与其他阶层有着显著差异,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异质性。在变革的社会中,中产阶层是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反体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但在思想意识方面都具有民粹主义基调,能够代表、依靠并操纵平民,具有很强的社会传播与鼓动性。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中产阶层还曾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倾向。中产阶层由于社会地位不够稳定而表现出明显的忧郁与迷茫的心理特征。他们时常保持小心谨慎姿态,往往通过"做标志"与"借地位"的方式求得心理平衡,但在实质上却体现出心灵的无助、信仰的迷茫。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趋于消极和冷漠,表现出政治冷漠的特征。

试论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及其水平的提高

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制度建设科学化是中共党建发展史上一个长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注重在党的政治、组织、作风和廉政建设等领域中体现相关制度设计、运行程序的科学性和制度本身的有效性与权威性。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集中体现在:党章建设的科学化、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科学化、民主监督与惩戒制度建设的科学化。

喧嚣者的扭曲主导与对应者的激愤表达及其调适

喧嚣者的扭曲主导在转型社会中较为突出,是探讨很多政治社会问题的关节点。在扭曲的权力的强势主导下,其对应者的表达很难唤起权力者重视,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矛盾不断累积。有的对应者在长久的沉默中不堪重负和丧失自信而选择自毁;有的对应者不再沉默,为表达利益和诉求,到处投诉,越级上访不断;还有的对应者越过生命和道德底线,突然爆发出残酷无情的摧毁力量,表现为残杀、自焚、报复社会、暴力冲突等多种形式,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减轻社会冲突的烈度,减少越过道德底线的毁灭和祸害,需要畅通诉求渠道,重视对应者表达的声音,建立权力者和对应者制度化的沟通与平等协商机制、良好的利益表达与调节机制、矛盾化解与诉求解决机制。

转型社会中制度安排所形成的社会剥夺与国民差序

"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广泛存在。在此期间,社会发展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出现了社会剥夺现象。只有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工业才有可能实行对农业反哺。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二元性,有鲜明的制度安排与行政管理体制特征,资源汇聚于城市与工业部门,加重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索取,使农民以及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国民待遇。中国目前正处在打破体制樊篱,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必要对变革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作正确的解读,以便更好地加强社会整合,促进以工补农,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实现以城带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