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尊严与死亡权

人的尊严是一项古老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人的尊严理论的分歧在于它是内生的还是获得的。尽管这种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二战后的法律文件将人的尊严地位提升到人权基础的高度。就临终病人的死亡权而言,康德"基于道德自主的人的尊严"之哲学智慧受到挑战。人的尊严之现代意蕴主张以"尊重人"替代"尊重选择"而成为首要原则。人的尊严是病人自主的基础。死亡权的尊严内涵是作为选择的尊严和作为关系的尊严之有效结合。

论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该群体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法律保护是政府的义务。应然逻辑从制度、价值、伦理和效用等方面要求政府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然逻辑要求政府建构以宪法为核心、立法为基础和司法为手段的弱势群体权利网络化的法律保护体系。

行政强制的理论定位:冲突与选择

行政强制权扩张的必然性和公民权益受损的可能性构成了行政强制理论前提的内在张力,行政强制权的实施以不侵害公民基本权益为底线。公正和效率是行政强制价值取向的两种表现形态,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公正是行政强制首要的价值选择。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目标是限制行政强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权利本位是行政强制的根本宗旨。司法机关执行模式和行政机关执行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悖谬,确立法院审查行为和行政机关执行行为严格分开的制度是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死亡权基础的法哲学疏释

医疗技术的进步、法律的发展、支持团体的压力以及民意的推动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应该享有有尊严地选择死亡的权利。死亡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起初,法院在寻求这种权利的基础时,或者是完全依赖普通法的知情同意或自治原则,或者将普通法原则与宪法的隐私权结合在一起。新泽西州法院对昆兰案的判决第一次确立了宪法隐私权作为死亡权的基础,从而赋予个人更大的临终决定的自治权。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克鲁赞案中更愿意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自由利益来分析死亡权的基础,从而标志着死亡权的基础从昆兰案确立的隐私权转向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个人自由的保障。

论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标准

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标准具有前提、形式和目的三个层次。出于良知违法是公民不服从的前提标准,但这种违法不是一种特权。从形式意义上说,公民不服从必须公开挑战现有法律或政策,这种挑战是一种事先经过审慎考虑后的理性行为,不服从者知道该行为的违法性并愿意接受惩罚;同时,只有诉诸非暴力手段,公民不服从才能得到正当证明。公民不服从的目的旨在批判不公正的法律或政策,并真诚地通过对话寻求其变化。

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基础与框架

制定指标监控受教育权的实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并付诸实践的重要努力。受教育权指标的构建必须从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寻求合法性来源。可获得性、可准入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能够准确阐释受教育权的概念和内容,它们是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概念框架。结构指标、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指标分类,它们是受教育权指标构建的类型框架。具体的受教育权指标应该实现概念框架和类型框架的结合。

理工科院校法学特色人才培养初探

由于自身软硬件设施的不足,理工科院校的法学教育必须合理确定培养目标,有效发挥自身特色,使法学与其他优势学科相互融合,实现资源整合,才能使培养的学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为此,我们应当培养特别法方向的人才,加强双学位建设,开设辅修课程,以期实现法学特色人才培养的目标。

从禁令到权利：为医助自杀的合法性辩护

对医助自杀的讨论历史悠久,但普通法经验和成文法规范普遍禁止这种行为.医助自杀的反对者从滑坡论证、"杀死"和"让其死"之间的道德区别、医患关系的困境等方面拒绝承认其合法性,但这些理由并不足以为禁止医助自杀提供正当证明,相反,其论证的乏力和逻辑的错误为医助自杀的合法性提供了巨大支持,因此,禁止医助自杀是一种错误且非理性的制度安排。

拷问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效力——从一起死亡权案例说起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基于事实和法律命令撤销永久植物人特里·夏沃的维生程序,但州立法机构却制定《特里法》授权州长对法院的终局判决发布暂缓执行令,这不仅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对司法权的联合侵犯,违反了州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而且是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公然漠视,偏离了美国宪政民主和法治精神,因此,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效力在实践中值得怀疑,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理想追求,而非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设计。

论政府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理论逻辑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它的存在不可避免,政府应当承担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本文试图从哲学、应然、必然和实然四个层面探讨政府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理论逻辑。

论哈耶克法治观的本体基础

哈耶克认为 ,自由需要法治的根本保障。而哈耶克所理解的法治从性质上看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传统的法治。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其无知的知识观。

依法治国司法改革核心的法官独立问题“李慧娟(法官)事件”的深度反思

李慧娟,名不见经传的洛阳市法官,依国家《种子法》正确判案,却被所在“省人大”认定“严重违法”。此为2003年震动中国司法改革核心法官独立问题的“李慧娟事件”。中国法律界不得不为此作出尖锐而焦虑的深度反思:法官独立具有现代社会发展内蕴的客观必然性,是司法公正、司法权多样性质、法官承担责任、国家承担WTO国际义务的共同要求。法官独立的现实外部障碍主要来自地方党委、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法外”干涉;现实内部障碍来自于上下级法院指导关系的行政化;已明显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法官选、用、考、奖、惩、晋等制度的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重点也必然落在法官准入、罢免惩戒程序、行政管理模式消除等,重大相关层面。

探索南京工业大学特色法学发展之路

2010年1月10日下午，“南京工业大学特色法学与工科学科交融座谈会”隆重举行。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交通廉政文化建设的域外经验

交通部门一度时期曾是腐败的高发区,这不仅是因为旧的体制与新的市场环境的矛盾冲突,而且还由于交通部门本身的行业特点。因此,交通部门的反腐败,一方面要坚持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针对交通部门的特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育良好的文化环境。为此,本刊诚邀了部分专家学者就交通廉政文化建设谈了他们的看法,现以飨读者。

论宪法权利的实现模式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的宪法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遗憾的是 ,现有的宪法权利保障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 ,建立宪法诉讼应该成为保障宪法权利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正司法观述要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法观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公正司法观内涵丰富,既深刻阐明了公正司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要素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等几方面深刻阐释了公正司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路径等重要内容。

亚洲人权和政治文化

当代人权理念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持续不断的就是"亚洲价值观",它为东亚一些领导人所提倡。本文强调了以下几个具体论点:第一,作为对实施宪政民主的一项挑战,亚洲价值观论言过其实,而且它不能解释东亚地区的价值观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各地的价值观无法给当地严苛的专制主义实践提供正当理由;第二,文化先决论不能成立,因为它们忽视了价值观形成的不规则的过程,且它们赘述累累,过于武断,对人类行为作用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因此对于判断是否应实施宪政民主的检测意义不大。第三,在缺乏对自由宪政的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要将西方公共社会理念输入东亚专制主义环境将会面临重重困难;第四,宪政有助于现代民主发展中授权对话的构建,并且为价值观论述提供了空间和场所;第五,尤其是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通过各地的制度化过程体现了宪政本土化的重要性;最后,延伸性研究的价值集中于宪政对一般发展环境及东亚特殊发展环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以及对各地政权合法化的积极作用。

中国民事诉讼的传统与变迁

当今中国存在着大陆法、台湾法、香港普通法和澳门葡萄牙法四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传统中国、当代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 ,其中诉讼程序、律师作用、证据制度以及强制执行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植根于大中国法中的本质问题是 ,一旦有可能 ,就渴望寻求保持意见的一致 ,而不是通过独立的审判寻求事项的解决。

病人自主权的伦理与法理

病人自主已经取代父权主义成为现代生命法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其内在属性表现为行动自由、真实、有效商议和道德反思。尊重病人自主的正当性并非取决于任何哲学家哲学论证的力度,相反,道德多元主义才是人们几乎无限尊重病人自主的主要推动力。主张病人自主具有至上地位并排除任何形式的医疗行善不利于保护病人的最佳利益,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提升病人自主。病人自主首先是个人的,但也是关系的。

埃利希的法社会学思想

埃利希(1862—1922)，欧洲社会学法学、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之一，生于奥地利布科维纳省(Bukowina)省会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律师。1886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94年，任维也纳大学私法讲师，主讲罗马法，并兼任律师工作。1897年起在切尔诺维茨大学担任罗马法教授直至1922年去世。在此期间，埃利希于1906年担任该大学的校长。埃利希终身未娶。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1903年)、《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1913年)和《法律逻辑》(1919年)等。埃利希的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这本书是现代法社会学的第一部系统作品，也使其因此而赢得“欧洲法社会学之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