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畿道的设置与运作研究

京畿道乃明代御史之差职,设置始于宣宗初年对御史刷卷制度的恢复和整顿。京畿道御史的差派初无定期,亦多有停搁,自成化九年定为三年一差后,该职的派遣逐渐稳定。京畿道专管照刷在京诸司文卷,刷卷流程大致包括点派御史、坐衙刷卷、都察院覆核与照磨官磨勘等环节。京畿道位居御史“大差之首”,其选任与迁转皆异于他差。明中期以后,京畿道并未随着地方刷卷的兼差化而裁并,仍然保持着专差的特点。京畿道的设置使得明代刷卷制度及在京衙门的监督体系更为完善,但是其职能受到权贵势力、政治风气、官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失去了“察奸弊、正违错”的作用,而以文书为中心的监察方式在运作过程中往往脱离实际,非但无益于实政,反而影响了御史本职的行使。

略论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颇具特色。秦代较高的社会经济水平、保民思想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完善与水陆交通的拓展,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救济、养老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多轨并行与实施,使秦代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渐趋完善。政府在秦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程序化、法律化,确保了社会保障的执行力度和成效。然而,道德虽已成为维系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因素,但秦代社会保障中的等级差别,加之政府对民众自身保障能力的忽视与破坏,却使社会保障具有的维护社会安定等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甚至丧失殆尽。

从“父子”到“君臣”:明太祖义子现象与明初政治秩序的构建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际广收义子,赐名改姓,与之结成拟制父子关系。朱元璋通过义子节制诸将、出镇地方,将军队置于拟家庭化的构建之中,缓解了乱世中“部下多易于去就”的内部信任危机。但随着朱元璋集团由地方势力向君主政权的转变,义子关系已不适用于皇权政治。洪武元年前后,朱元璋在推行“正纲纪、明上下”礼法秩序的同时,逐渐命义子复姓归宗,双方关系由“父子”变为“君臣”。在明初政治秩序的设计中,复姓后诸义子的政治身份逐渐转变为普通武臣和勋臣贵族。随后,朱元璋又分封诸王,代替义子出镇地方、控制军队。由此,朱元璋完成了对复姓后义子身份的重塑,以及对义子原有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义子是考察朱元璋从起兵到建立王朝过程中权力结构建立与转变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明初政治秩序的一个着眼点。

从分设到兼管:明代都察院十三道的运作体制及其演变

在明初国家政治体制变革的过程中,都察院通过按省分道的方式,加强了对地方监察机构的统属关系。十三道与地方布政司一一对应,垂直管辖所属地方刑名等事务,并带管在京及直隶府州等衙门。都察院十三道在复核地方案件以及直接审理在京案件的一般运作中,皆按照告人之名籍分道处置,而在参与重大案件会审时则另有专司负责。随着都察院审理案件的减少以及御史差职的渐重,御史一人兼管数道成为普遍现象。万历时期,朝廷规定以河南等六位掌道兼管十三道,将兼管现象彻底制度化。十三道从分设到兼管的制度演变,体现出“道”这一机构逐渐从地方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朝政决策的协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