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的隧道阻遏研究

日渐活跃的企业并购在给我国上市公司带来发展繁荣的同时,亦为控股股东的自利性行为提供了新的媒介和手段,其往往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股权、资产的移转来实现利益输送,不断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掏空上市公司,而立法上的缺漏和监管上的匮乏却对此捉襟见肘。面对屡见不鲜的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法律的不完备性日渐显现,使得私法诉讼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输送阻遏手段,而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和自律机制将能有效补充司法处理的短板。因此,针对控股股东愈渐隐蔽化的自利性并购行为,应该以"分而治之"的思路建构全景式的三维法律治理方案,从司法救济、证券监管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等制度维度进行全面治理,特别是通过优化证券监管职权配置和明确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来增强阻吓频度与力度,最终有效阻遏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基于阻尼减振技术的热电厂减温减压器管道研究

为解决抚顺某热电厂减温减压器减温水管道振动严重的问题,将阻尼减振技术应用到管道减振中。开展了对减温水管道系统振动频率和速度的现场测量及其图纸资料的搜集,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Sap2000建立了管道有限元模型,进行了模态和力学分析,掌握了减温水管道的振动特性,并且对管道进行了阻尼减振模拟仿真,建立了管道振动特性与阻尼减振技术之间的关系。依据模拟仿真的数据结果,提出了解决管道振动的最佳方案。该方案运用阻尼减振技术,在不停机、未改变管道原有结构布置的情况下,在管道的适当位置安装了阻尼器,实现了工程项目的减振改造。实际改造结果表明,安装了阻尼器的管道振动速度达到了管道振动安全标准的要求,能够保证机组长周期、稳定运行。

转子密封系统反旋流抑振的数值分析及实验研究

应用CFD软件FLUENT对带有反旋流的转子密封系统进行数值分析,运用Muszynska理论分析反旋流喷嘴数量与反旋流喷嘴流体入口速度对流体激振的影响,并进行实验验证。数值分析与实验研究的结果均表明,反旋流抑制流体激振是通过控制密封腔内流体的周向速度而实现的。在反旋流装置中,反旋的喷嘴数量越多,密封腔内流场越稳定,越有利于抑制流体激振的发生;反旋流的反旋速度存在一个最优值,在该反旋速度下能有效地抑制周向速度,且能避免流体反向的周向旋转而造成的更大振动。

某地铁深基坑施工邻近建筑地面裂缝处理与控制

结合工程地质环境及施工状况,分析了某地铁深基坑开挖过程中,邻近建筑地面开裂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在施工中采取了立即停止开挖并对开挖面进行防护、加大钢支撑轴力等应急措施。通过对酒店与围护结构间的土层进行袖阀管注浆加固、对污水与地表水进行引流、在后期的开挖中严格按照开挖要求、加快主体结构施工进度快速通过影响区域、加强监控量测等措施,有效控制了酒店的沉降,取得了良好效果。

气候变化治理技术方案之中国路径

通过从经济与财政可能性、政治伦理可行性、技术和行政操作可行性三个方面将诸多零散的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利弊分析进行梳理和系统化,碳排放交易的现实可行性和优势得以显现。同时,通过对欧盟和美国碳排放市场建设历史经验的纵向分析和现状的横向比较,强制性碳排放市场的重要意义和碳排放市场建设渐进主义的优势得以体现。藉此,结合我国排污交易的历史经验与最新的政策法律导向,构建渐进主义原则下碳排放市场发展的法律主线和具体制度方案值得尝试。中国应在循序渐进地扩大碳排放交易主体和范围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修正市场激励、交易和辅助机制,逐步完善碳排放市场的内在交易机理并实现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衔接,成为未来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重整氢压缩机出口缓冲罐振动原因分析及阻尼减振技术研究

针对广西某石化公司重整氢压缩机出口缓冲罐振动问题,分析了重整氢压缩机出口缓冲罐振动的原因及产生的危害。依据缓冲罐及其管道系统的设计资料和现场所测振动数据,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缓冲罐结构进行模拟分析,提出了解决缓冲罐振动的有效措施。采用阻尼减振技术,在未改变缓冲罐及其管道系统原有结构布置的条件下,选择适当的部位安装阻尼器,有效地降低了缓冲罐的振动幅值,消除了缓冲罐振动造成的重大隐患。

谁在偷偷地看牌?——中国证监会內幕交易执法的窘境与规范检讨

自1994年以来,证监会已经累计处理了208例内幕交易案件,他们迥然相异的身份特质,为我们系统地反思《证券法》和证监会的内幕交易监管行为,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在这些内幕交易处罚中,证监会的行政执法已经逾越了《证券法》第73条和第74条的授权边界,将本来有限的内幕交易查处对象直接扩张到一种涵盖"任何人"的监管模式,使得第74条的具体列举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究其原因,第74条规定的基于身份特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未加解释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已经无法全面规制目前愈加复杂、外溢的内幕交易活动。为此,《证券法》应建立以信息平等获得理论为基础的内幕交易监管理论,使任何拥有内幕信息并藉此交易的人都因其行为和损害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在信义义务的窠臼中徘徊不前,也有利于应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复杂新局面。同时,为了有效地平衡执法成本和社会效益,应设置内幕交易的责任阶梯和区别责任,不断促进内幕交易执法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提升。

投保机构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在过去十几年中,由于我国诉讼机制的制度设置,投资者长期难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高昂的维权成本使其对证券民事诉讼望而却步。此次《证券法》的修订无疑为修正投资者诉讼机制提供了契机,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的模式,更是创新性地缓解了集体行动的困难。但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的经验教训,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参与诉讼的模式可能存在激励不足、独立性不足和诉讼能力不足三大隐忧。如若不能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诉讼机制的最终效果。因此,参考萨拉蒙合作模式的新治理理论,我们的投资者保护机构需要与政府合作治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努力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志愿失灵的可能性,使政府集中于资金提供与信息监控、共享,而投保机构着力于以更强的内在行动力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不断促进投保机构诉讼的市场化运作,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民事权益。

城市路权分配的困境及法治对策

道路资源稀缺、交通管制乏力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的"禁摩限电"等交通管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路权分配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路权分配在我国现行法中没有明确依据,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交通管理者,要站在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对待路权,区分交通安全利益、道路通畅利益、经济社会发展利益等利益层次,综合考虑利益平衡、依法行政、人权保障等因素,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遵循正当程序,依法采取措施,摆脱路权分配的困境。

我国《证券法》需要什么样的证券定义

在我国《证券法》的修改过程中,需冷静地思考证券定义扩大的节奏与具体内容的把握。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性观察可以发现,我国法上的证券定义的作用主要在于为社会提供合法、明确、可得的证券投融资渠道,避免非法集资者,这与美国法上的证券定义演绎过程有重大的区别。各国法上的证券定义与各自监管立场、目标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不能轻易而盲目地进行制度移植。在我国当今语境下,我国《证券法》对证券定义的扩展仍然在于为社会提供创新的融资手段,而非为种类繁多、自由创新的任何证券产品提供兜底性的监管。因此,我国《证券法》上的证券定义不宜过宽,更不能扩展至"投资合同",而应循序渐进地处理好具体的股权类和债务类证券产品范围,审慎把握证券定义扩大进程。

证监会行政调查制度的解构与重述

证监会行政调查程序是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部门规章及以上效力的立法对行政调查予以系统性的规范,行政调查的具体分工、调查程序和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护等问题,仍然有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相较而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手册》对行政调查有详尽的指引,无论是调查程序,还是相对人权利的保障,都进行了充分规范,启发良多。行政调查制度的参鉴并不存在太多体制与文化的差异。因而,证监会可以有条件地借鉴,在非正式调查、正式调查、内部控制和调查保障层面,制定更为细致的规则,并对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护予以规定。

内幕交易的“源头规制”:动因、经验与路径

从证监会执法实践来看,我国不同类型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分布并不均衡。“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以暗示的方式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为他人买卖证券”相对少见,“泄密-受密型”内幕交易则逐渐占据重要比例,多层、多级和多向的内幕信息传递给证监会执法带来很大挑战。相较于庞大的资本市场而言,行政执法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因而“源头规制”无疑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实施的关键在于有效改变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内在经济激励结构。基于此,《证券法》要结合我国实践现状,准确界定内幕交易行为类型及其构成要件,为内幕交易执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规则供给,监管机关则应通过转变执法方案以放大市场参与人对违法成本的认知。

公共健康获益权的法理探源与权利建构

人内在的发展天性总希冀于更美好的发展与自由的获得,而现代国家的要义之一亦在于追求人民福祉与社会进步,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内外相生的发展动因将为人权的确立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通过进一步的法律权利构建,为其提供真实有效的保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将公民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各种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以霍菲尔德式的展开加以梳理,厘清现行主要公共卫生法律中公民法律利益的诸多形态,并对其中有关公民法律权利的规范和内容进行梳理、重构,以构建法律权利意义上的公共健康获益权,最终促进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全面发展的实现。

反旋流抑制密封间隙内流体激振研究

大型水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中由于转子偏心导致的流体激振会增大转子的振动,影响转子的安全运行。该文根据密封模型搭建了实验台,研究了喷水、喷气等反旋流方法对密封间隙内的流体激振的影响,对比了在不同情况下转轴振动幅值变化,结果表明具有合适喷射位置和喷射流量的反旋流对密封间隙内的流体激振起抑制作用,并初步得到抑制密封间隙内流体激振最佳喷射位置和喷射流量。通过数值模拟计算了在不同的喷射位置、不同喷射速度的反旋流对密封间隙内流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实验结论,二者所得的规律统一,为反旋流技术抑制流体激振在工程上应用提供有效的依据。

论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之否定

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是长期困扰我国证券法治的重要议题,除因果关系外,内幕交易的侵权客体也难以认定。究其原因,这与我们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性质认识模糊、对规则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在分析法学视角看来,司法审判机关塑造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无法经受法理证成的检验。霍菲尔德理论视域中权利与义务相伴相生,由此观之,证券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定性与市场投资者的知情权利存在天然冲突,而公平交易权不仅面临概念内涵与内幕交易行为人“不交易义务”之间的悖论,而且在多层、多级、多向的内幕交易形势下,行为人往往无法识别自身是否承担该种义务。即便以纯粹经济损失论证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合理性,依然面临法理证成的诸多难题。面向未来,我们应当考虑放弃内幕交易民事责任,转向以公权力规制作为内幕交易负外部性矫正的法律手段。

论篮球训练中体能训练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体育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篮球运动中体能是进行激烈运动和保证得分的关键所在,提高运动者的体能是进行篮球训练的首要任务只有运动者的体能得到保证才能对其进行之后的培训,积极研究提高体能的方式和方法,充分意识到体能训练的意义以及重要性。就篮球训练中体能训练的重要性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

金融科技时代证券市场技术监管的制度革新

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显著变化,不仅极大优化了交易速度与流程,而且创造出新的交易模式、产品和服务,同时对证券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迅捷性、专业性与安全性要求。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尚未对金融科技的现实挑战形成系统认识且持有相对保守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证监会规则制定的应急性与零碎性,其亲力亲为参与信息监察系统开发的方案亦非良策。美国证券监管机构较为成熟的风险交流机制、有效的市场自律机制和灵活的规则制定权力,对我们具有参考意义。证监会应以开放的立场接纳金融科技时代证券信息技术的变迁,通过激发自律组织的技术优势而实现富有效率的市场治理。《证券法》应授予证监会充分的规则制定权,为多元治理下的证券市场技术监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科创板时代中国证监会治理角色与模式的转变

随着科创板的推出及制度完善,全面注册制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近,证监会应及时转换其角色定位,从事先监管逐渐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证券市场多元治理的核心在于关键治理变量的识别并与具有相应优势的治理主体优化组合。比较而言,规则制定能力、调查能力、惩罚能力、信息技术能力、信息监察能力和证券专业能力是塑造证券市场治理效率的关键变量,而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市场机构和投资者针对不同变量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治理优势,如果相应治理主体能够获得其所擅长的关键治理变量的监管权限和资源,市场治理效果将得到提升。因此,证监会应借助于多元治理的框架,在其具有治理优势的规则制定能力、调查能力和惩罚能力维度继续深化努力,而在其相对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监管领域,则应积极与自律组织、市场机构等合作治理,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证监会,提高证券市场的经济效率和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