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看唐明两代君主集权方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是明代君权高度集中的结果。君主集权作为专制主义下的必然趋势,但在唐明两代却呈现出不同方式。唐代君主较多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防止大臣一家独大威胁君权,从而实现集权。而明代废除相权带来了君权加重,为了有效驾驭极重的君权,明代君主的集权方式多样而激烈,典型表现就是通过严刑峻法与超强社会控制在肉体与精神上彻底消灭威胁君权的因素,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法制的畸形发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比唐明两代的君主集权方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当今法治建设中,一方面要保持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以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应汲取“法深无善治”的教训,使法律简而能禁,从而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法善治体系。

风宪之选:宋代科举制下监察官选任述略

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政府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设立谏院和御史台作为主要的监察官职。由于台谏承担重要的监察职能,对于其官员的选拔就显得尤为重要。宋代监察官员选拔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并且对于监察官员的品德、个人素质、学识,以及基层工作经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虽然宋代采取严格的监察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宋朝政府的清廉以及社会稳定,保障了选官的公平性和官员的高素质。但仍存在局限性,表现在其必须依赖皇权,选拔缺乏监察所需的专业性,以及台谏官员形成新的文官利益团体。

探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进步性及其现代意义

随着《监察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新的监察制度已初步建立,但仍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我国有着几千年监察制度的历史,其中不乏进步之处。文章认为,完善监察制度可从监察机构的人员配置、监察官的选任与考核、平衡监察机构的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如何对监察机构进行监督等方面进行有益的借鉴,从而逐步完善符合新时代我国国情的监察制度,以便充分发挥监察制度应有的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及其完善建议——基于罗马法中诚信原则的分析与借鉴

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滥觞于罗马法中的诚信观念,而民事诉讼法作为私权利救济的重要法律,也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但我国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操作性较低,在适用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探究罗马法中诚信原则的形成与演变,应从细化诚信原则、构建完备的惩戒机制、推广指导性案例、树立司法权威、注意律师诉讼技巧与诚信原则的平衡等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予以完善。

北宋的“犯罪嫌疑人行为分析”

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发展的又一高峰,这时不仅涌现出了诸如范仲淹、王安石等心忧天下的士大夫,还出现了像包拯、宋慈等著名的司法官员。在众多关于包拯“包青天”的传说中,有一个名叫“双钉记”的故事,其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这个故事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只不过这一事件的主理官员并非包拯,而是同为北宋名臣的张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