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反思

与法院不同,检察机关管辖的理论基础并非法定法官原则,而是检察一体原则。法院管辖并不能直接决定检察机关的管辖。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并非“指定管辖说”和“专门管辖说”,而实为“指令管辖”。检察机关与法院的集中管辖互有关联,却是并不相同的两个制度,理应分别探讨。由此,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限制集中管辖的案件范围。改革不应当过分强调“检察院”的专业化,而应当以保证检察官不具有明显业务短板为前提,再来谈是不是要由部分检察院的检察官专办某些案件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更新对自身管辖法理的认识,但集中管辖改革不宜突破三大诉讼法关于管辖的限制规定,而只能在相关条文的解释空间内操作,同时有必要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对冲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

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的模式定位

域外羁押审查可以概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职权主义模式将是否羁押视为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当事人主义模式则是法院被动听审。我国审查逮捕立法与听证化改革均未赋予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的权限,导致无论是历次修法还是当前的听证化改革,都因缺乏对模式的准确定位而陷入纯技术性的调整。我国的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应当首先探讨模式定位问题,在回归职权主义本来内涵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权,并最终建立程序密度高低有致的差序审查格局,而不应当将改革重点放在对有限案件如何进行对审审理之上。

轻罪治理背景下我国检察机关的挑战及应对

轻罪治理背景下,检察机关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在分流体系、办案质量和办案观念三个层面面临挑战。就此,首先应当在立法层面建立符合轻罪治理需要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分流体系。其次,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加强对拟不起诉案件的内部审查。同时,检察机关还应当严格监督轻罪案件侦查机关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妥当性,立法层面也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的决定权。最后,检察机关应当实现从重刑主义司法观向人本主义司法观的转型,同时建立相匹配的检察官绩效考核制度。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审三方法律关系研究——以分析实证法学为视角的考察

当前学界疏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基本法律关系的研究。从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分析,整个制度的骨架理应由“被追诉人—检察机关”“被追诉人—法院”“检察机关—法院”以及“法院—检察机关”这四对法律关系构成。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权是整个程序运行的起点和中心,刑诉法第15条之“可以”应理解为“应当”。当前立法偏重于通过检察机关之量刑建议权来实现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权,这一设计既忽略了后者的核心地位,也未能正视法院同样作为从宽义务承担者的主体资格。因此,未来的制度运作既要重视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权而衍生的各项权利和特权,也应补充规定在检察机关怠于履职情况下,法院应当享有对程序适用的审查决定权。

检察机关刑事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和身份凸显

纵观检察机关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的积极作为,从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精神,到积极参与制定并推动涉疫情防控刑事政策的出台,再到具体办案环节坚决执行涉疫情防控刑事政策,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其作为国家刑事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和身份凸显,而检察权本身在贯彻执行国家刑事政策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功能。笔者试图从法理上分析检察权刑事政策执行功能的原因和基础,探讨检察权刑事政策执行功能的内在限度,并结合疫情防控政策探索疫情期间检察机关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历史与逻辑--以案件专业化、业务专业化为视角

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之思路可分为案件专业化和业务专业化两种模式。1949年至1968年为检察机关初创时期,演化逻辑以案件专业化模式为基调,间杂业务专业化模式;1979年左右为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期,内设机构设置采用案件专业化模式;1979年至今为探索时期,内设机构设置呈现出从案件专业化楔式过渡至业务专业化模式,又最终回归案件专业化模式的大致过程。2019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所采的案件专业化模式符合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演化逻辑,但仍应对该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