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改革春天里的昙花一现——论讲学社对中外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作为一个社团机构,讲学社存在的时间并不久,但就在它短暂的生命里,它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体现了一种敢于改变的精神。四大名哲的演讲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思想,给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它借着"五四"的浪潮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中国的文化同时通过演讲者得到了传播和发扬。讲学社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的契机,在学习中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纾缓的突围者——论创造社时期郑伯奇文学观的转变

郑伯奇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观发生了一系列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是围绕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话语权展开的,分别涉及到三个问题:小资产阶级能否参与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如何表现革命以及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大众文学中的姿态,而这些问题都源于郑伯奇思想上的矛盾和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焦虑,他在试图化解的过程中又显现出了相对于创造社同人的滞后性,他身处矛盾和虚无却又努力与其抗争,通过对郑伯奇文学观转变过程的阐释,他在创造社中的独特性得以展现。

“小萝卜头”文学形象的传播与时代价值的弘扬

《红岩》的广泛传播促使小萝卜头的形象被独立出来并以不同的形式重新演绎。小萝卜头的形象内涵随着不同时代叙述的变迁而改变,从十七年的文学回忆录到新时期多种艺术形式的呈现,其形象经历了“革命者”“儿童”到“精神载体”的演变,小萝卜头的文学意义逐渐剥离,当代精神价值愈加彰显。通过对小萝卜头文学形象演变的梳理,有助于把握《红岩》丰富的精神内涵,继而加深对红色经典时代意义的理解。

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改版及其翻译文学转向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在第二次合作期间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新华日报》在版面设置和内容选择上也随着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继进行了多次调整,其中1942年9月的改版尤为注重报刊的思想深度和政治倾向,由此也导致了《新华日报》上翻译文学风格及内容的转向,对《新华日报》改版前后翻译文学的对比研究有利于从文学角度探究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改变,深化对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理解。

民国时期的家庭形态的嬗变与中国现代小说——以吴组缃的破产小说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遭遇的经济危机给当时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吴组缃的破产小说对其进行了客观的描写。他通过对皖南农村家庭的书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家庭形态的变化。经济破产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农村女性不得不谋求经济独立,社会经济的变化加快了封建宗法制的崩溃,也对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家庭形态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正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论《天行者》中神圣空间的建构

刘醒龙的《天行者》为了凸显民办教师崇高的奉献精神,在小说中运用了多种蕴涵丰富的意象,创设了一些富有意义的情节、结构模式,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神圣空间",这个空间呈现出对异者的包容、对人精神的召唤以及对现代文明病痛的疗救作用,刘醒龙通过对"界岭小学"在物质落后和精神伟大的复杂呈现,展现作者对乡村教育以及"文明"的反思。

共和国时期吴宓的政治思想——以《吴宓日记续编》为中心

吴宓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文化熏陶直接影响了他这一生的政治选择,少年时期对维新思想的接受,清华教育对其人生理想的培养,在哈佛所接受的"新人文主义"的熏陶都直接影响和促成了他"文化救国"的理想。他将新人文主义作为救国的唯一良方,并欲通过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从文化的角度进入政治,这也使他一直与政治保持着疏离,坚守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

十字街头的蹀躞与坚守--论朱雯早期的文学观及创作

1928年至1930年是朱雯文学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朱雯在文学道路的十字路口经历了较为痛苦的纠结。在不断对抗旧的“无聊”和寻找新的“无聊”的过程中,他从乡土文学的启蒙姿态转向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推崇,然而在创作中,他一直坚持对时代精神的积极追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如实描摹,其作品也更多地展现了超越民族主义文艺的内容,这种文学口号和文学创作的错位构成了朱雯创作的独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局限性。

站得更高,所以看得更远——读《吕进文存》

从80年代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9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学》，吕进教授一直在不断以新的思想丰富着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后一著作力求在前一著作的“通”的基础上求“变”．更系统、更全面的对前者进行了补充和拓展。书中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思想更增加了理论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