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评价喀斯特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并揭示其影响机制,是诊断城市开发活动引起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有效路径。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方法测算贵阳市1998~2012年土地资源承载力演变影响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人均生态足迹消费从1998年的1.4433hm^2/人降低到2012年的1.3345hm^2/人,年均降低0.0073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从1998年的0.5710 hm^2/人降低到2012年的0.4147 hm^2/人,递减0.1563 hm^2/人,年均递减为0.0104hm^2/人;土地资源承载力处于生态赤字阶段,人均生态赤字由1998年的-0.9409hm^2/人上升到2012年的-1.1643hm^2/人。喀斯特地区土地生态安全变化受到山地系统、地质结构、水文系统和人文社会等机制的影响,应从国土资源综合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和虚拟土地资源贸易等方面提升喀斯特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

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和STIRPAT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介于0.420~0.761,呈现时序异质性,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生态韧性值较低,而南通、温州等城市生态韧性则有所提升;(2)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5—2010年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东部低、中部高、西部低”的格局,2015—2020年则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高”的格局,并形成西南部较高水平生态韧性城市带和中部城市生态韧性低值走廊;(3)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全局Moran’s I值变化幅度较大,且局部自相关集聚模式变化较大;(4)经济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人口、技术和土地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基于环境评价的贵阳市土地开发利用优化

[目的]结合贵州省贵阳市环境承载力和环境承载量综合评价贵阳市环境状况,为优化土地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分别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和能值分析方法评价环境承载力和环境承载量,利用灰色预测模型模拟未来环境演化状况。[结果]贵阳市环境承载力波动明显,耕地和建设用地生物生产面积变化是主要驱动力;环境承载量快速上升,石油、电力等能源类和建材类、磷矿的能值消耗量大幅增加,废气成为污染物同化的主要压力源。[结论]贵阳市当前未出现环境赤字,但根据预测结果,未来环境负荷将会超过环境承受能力阀值,危害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需要采取策略优化贵阳市土地开发利用,以避免出现环境赤字,促进可持续发展。

基于DPSIRM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时空特征及障碍因素

[目的]客观识别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并诊断其影响因素,为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供参考。[方法]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市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DPSIRM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方法剖析了研究区2006—2020年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其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素,并提出了对应提升路径。[结果](1)在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市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安全等级存在空间差异,但总体差距不大;(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障碍度排序结果为管理因素>影响因素>压力因素>响应因素>驱动力因素>状态因素。其生态安全水平受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人均水资源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教育支出、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和人均GDP共同制约;(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水平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江西省中部形成高值集聚区,而在湖北省中部形成低值集聚区;(4)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市多处于临界安全等级(Ⅲ),距离整体达到安全等级(Ⅴ)状态仍有较大差距。[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水平呈整体向好态势,需要多关注经济对策响应、生态资源利用以及生态制度建设管理方面,助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屏障。

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碳源汇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辨识粮食主产区耕地碳源汇平衡特征及驱动因素,对推动耕地低碳生产跃迁和稳固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碳源-碳汇双重视角测度2005—2021年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净碳汇量,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提出固碳减排策略。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净碳汇总量从2005年2674.09万t增加至2021年3757.58万t,年均增幅2.22%,碳汇功能愈发凸显,空间上各地市耕地净碳汇呈“低值区点状分散、高值区片状集聚”的差异分布态势;2)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净碳汇空间相关性存在“正集聚-负集聚-正聚集”交替变化规律,整体和省域耕地净碳汇均存在扩散现象且区域差异有所增强;3)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净碳汇时空格局演化受耕地利用和农业经济因素影响显著,其中,耕地规模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关键主导因素且影响力区域异质性明显;4)应推动耕地规模化与机械化经营、科学量化物资投入及重视耕地生产主体素质培养,带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固碳减排。研究结果可为科学测度耕地碳源汇、完善耕地碳循环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农业绿色转型约束下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空间效应

[目的]基于农业绿色转型约束探究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空间效应,可为制定生态耕种政策提供理论支撑。[方法]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对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2005—2019年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进行评价,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1) 2005—2019年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由0.425上升至0.674,效率值空间差异较大但差异度有所下降;(2)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空间非均衡性显著且逐渐缩小,基尼系数由0.265降至0.185,地区空间非均衡程度表现为湖南地区>湖北地区>江西地区;(3)人均GDP、有效灌溉率和财政支农力度对研究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正向影响,复种指数和城乡收入差距呈负向影响。[结论]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但空间非均衡性显著,受自然、经济社会、技术和政策多重因素影响。未来应激发农户耕地绿色生产积极性,降低污染排放量,以及推进耕地绿色利用技术均衡化,提高区域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长江中游地区水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

合理评价长江中游地区水生态安全时空演化规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可为长江中游地区水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提供参考。基于PSR模型构建区域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长江中游地区2011—2020年水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结合障碍度模型分析其水生态安全障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从2011年的0.3483增大到2020年的0.4340,总体呈上升态势;长江中游地区水生态安全障碍度排序结果为响应>状态>压力,且受科学技术支出、生态用水量、人均水资源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工业用水总量的综合影响;长江中游地区水生态安全空间正相关,且区域内呈现集聚分布;长江中游各省水生态安全水平大多接近临界安全等级,距离基本安全等级还有很大差距。

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的偏移风险、形成路径与规避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以“内涵阐释—风险辨识—路径分析—规避体系”为逻辑主线,客观认识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的偏移风险类型、风险来源与形成路径,探究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偏移风险新命题,以期为提高新时期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提供理论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的偏移风险主要包括组织矛盾、保障滞后、利益冲突和监管缺失;(2)规划冲突与权责模糊、资金技术的双重约束、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以及对非耕行为的负激励程度不足是造成政策执行偏移的主要风险源;(3)“制度环境—利益互异—执行偏移”的逻辑主线,可解释耕地“进出平衡”政策偏移风险的形成路径;(4)规避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偏移风险,需借助规划管理、资金技术、利益分配和科技预警等手段。研究结论:耕地“进出平衡”政策的执行,应重视政策演化不同阶段不同偏移风险的差异性,构建相应的风险规避体系。

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及门槛效应研究

研究目的:科学探究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赋能耕地绿色生产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非期望产出SBM模型,Tobit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绿色利用率均值由2011年0.628上升至2021年0.845,年均增幅2.17%,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和“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依次递减格局;(2)乡村数字化转型水平均值由2011年0.127增长至2021年0.259,年均增幅10.49%,空间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和“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依次递减非均衡格局;(3)中国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较粮食主销区更为显著;(4)乡村数字化转型水平越过门槛值0.261时,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单门槛非线性特征。研究结论:区域间应联通数字赋能耕地绿色利用的合作共享网络、扩大数字技术对耕地利用环境污染的缓释效应和衔接耕地利用主体数字化耕种需求,是实现耕地绿色利用的长效驱动路径。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及优化——以南昌市为例

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土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分析及优化路径

研究目的: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差异水平,并探讨其耦合优化路径。研究方法:采用信息熵权法确定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量化评估。研究结果:(1)生态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市区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县域则相对较低;(2)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市区多为环境滞后性阶段,县域则处于经济滞后阶段;(3)耦合度空间分布以湖滨地区为核心以圈层形式呈现向外逐渐递减趋势;(4)经济滞后区域应选择城镇建设与产业布局策略,环境滞后区应选择适应性管理与生态屏障区构建策略。研究结论:基于资源与经济同步优化策略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均衡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休耕政策实施的偏离风险、形成路径与防范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探索休耕政策实施偏离风险新命题,客观认识休耕政策实施的偏离风险源与形成路径,以期为保障中国休耕政策推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生命周期法、归纳总结法和逻辑推理法。研究结果:(1)基于生命周期发现休耕政策实施存在耕地权益、社会保障、实施组织和后续利用等偏离风险;(2)偏离风险源与产权界定模糊、目标定位差异、组织管理不足和激励约束缺失等密切相关;(3)休耕产权公共域、休耕主体行为空间和休耕负外部性形成了偏离风险的内在路径;(4)休耕偏离风险实现负外部性内部化还需借助权益认知体系、政策保障体系、组织管理体系和利用预警体系等外部规制与激励。研究结论:在休耕政策实施后续完善与推广应用时,应当考虑休耕周期内休耕政策实施过程存在的偏离风险,构建合理的风险防范体系。

基于生态足迹的港口型城镇土地生态安全研究——以宁波市镇海区为例

以宁波市镇海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生态足迹分析理论与方法,对镇海区1997—2011年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镇海区人均生态足迹从1997年的6.417 8hm2增加到2011年的7.737 4hm2,而同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0.337 0hm2小幅增加到0.362 4hm2。人均生态赤字由6.080 8hm2增加到7.713 0hm2,生态压力指数由19.04上升为20.79。研究期内镇海区的人均生态足迹高于人均生态承载力,出现了巨大的生态赤字,港口地区土地生态系统处于很不安全状态。城镇化发展、重化工产业布局和居民消费结构调整是影响镇海区土地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存在使得港口型城镇土地生态状况存在"虚高"现象。为调整港口型城镇土地生态安全状态,还应采取协调港城关系,降低化石能源比重和提高生态用地比例等对策措施。

基于生态适宜度模型的城乡土地利用分区与优化布局——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开展城乡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和空间布局优化,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通过构建城乡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进行了分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布局策略。结果表明:(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布局优化为商业发展主导区、工业发展主导区和农业发展主导区以及环境保护主导区;(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可划分为核心增长极、区域中心城市、一级扩散圈、二级扩散圈和二级扩散带;(3)应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都市圈核心竞争力、保障城乡用地需求、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和优化生态开发利用模式等方面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基于生态适宜度模型探讨城乡土地利用布局,为实现区域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基于耦合模型的赣江水源保护区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关系研究

识别和评价流域水源保护区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耦合状态,可为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本研究以赣江上游水源保护区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度模型对2001—2011年赣江上游流域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进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赣江水源保护区城市经济发展指数与水资源环境指数呈同步上升趋势,基本处于协调状态;(2)城市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呈现出交互耦合状态,具有波动向前发展趋势,整体上经历了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2个阶段;(3)研究期内耦合度变化明显,由低度协调共生阶段向协调发展阶段转变,具有明显后发优势。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耦合由低水平协调共生阶段向高水平耦合阶段演化,提出了基于稳定性理念的保障路径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激励路径,以期为实现流域水源保护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生态足迹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以喀斯特地区为例

文章采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测算了贵阳市1998-2012年水资源承载力演化,并探讨水资源承载状态与现实差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贵阳市水生态足迹从1998年的0.2605hm^2/人下降到2012年的0.1839hm^2/人,而水资源承载力从1998年的0.448hm^2/人增加到2012年的0.637hm^2/人;(2)贵阳市水资源承载力从1998年的0.187hm^2/人增加到0.453hm^2/人,人口盈余比例从0.42增加至0.72,一直处于生态盈余状态;(3)贵阳市水资源承载盈余状态与现实水资源缺水情况相背离,主要受喀斯特地区的自然生态机制和人文社会机制的共同影响。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从结构和功能关系两方面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2011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优化。结果表明：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城镇化水平分布在0.008~0.141之间,城镇化水平最高区域为南昌市区,最低区域为武宁县;2从空间分布看,6个城市建成区的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较高,属点状分布;而剩余25个县域城镇化质量整体较低,以鄱阳湖湖滨带为核心,圈层形式向外围逐级递减;3从结构与功能关系看,在城镇化结构中社会收入分值所占比例高,而居民生活和经济产业分值比例较低;在城镇化功能中基础教育、人居环境和医疗卫生功能得分较高,而就业吸引力相对不足和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相对偏低;4空间优化显示,城镇化高质量区与亚高质量区应以提高城镇化结构功能为主,城镇化中质量区与低质量区应选择同步优化城镇结构与提升城镇功能。基于结构-功能关系的城镇质量测度和优化空间布局,可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健康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TOPSIS法的赣江水源区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协调性评价

以赣江上游城市为例,通过构建经济规模、效率与结构和水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等6个方面的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法对赣州市区2001—2011年的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系数逐年增加,并呈现出3个阶段的"阶梯式"发展特征;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较不协调"逐渐向"较协调"转化;城市发展与水资源协调状态正向与逆向并存,局部变化起伏明显,且存在"疲软恶化"风险。为了保障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保护同步优化,还应加强水资源生态系统规律研究,引导资源产业优化升级,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推动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破解水资源保护资金短缺困境,进而为实现水源保护区社会经济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与传导路径——以赣南传统村落为例

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赣南传统村落农地流转风险与传导路径,以期为推进下乡资本与农地流转的有效融合提供参考。结合访谈调研和问卷调查识别传统资本下乡过程中的农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传导路径和防范体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资本下乡推动农地流转同时存在经营风险、财产风险和社会风险;(2)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传导路径受到经营市场的不确定与监管机制的不到位、社会保障不到位、准入机制不完善、流转期限不合理和管理体制缺失的公共影响;(3)规范完善农地流转程序、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和提高主体性行为风险防范意识是为降低资本介入农地流转风险的重要方式。研究结论显示基于资本下乡视角探究了赣南传统村落农地流转异化风险形成机理与传导路径,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提供了新视角。

基于PSR模型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安全评价及其障碍诊断

为了探究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安全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PSR构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09-2018年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结合障碍模型分析了其生态安全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在2009-2018年江西省各地市生态安全水平总体有所提升,但生态安全等级各地差距较大;(2)江西省生态安全障碍度排序结果为响应因素>压力因素>状态因素,且受到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比重、生态环境耗水量、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以及单位土地面积农药使用量的综合影响;(3)江西省生态安全划分为生态经济发展协调区、生态经济改善区和生态安全脆弱区;(4)应从存量用地再开发、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强化生态环境政策响应方面构建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可见,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安全等级介于临界安全等级(Ⅱ)较多,距离基本安全等级(Ⅲ)状态仍有较大差距,而通过分析生态安全空间与诊断影响因素可为提升生态安全水平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