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柳诒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审查书》

佛教东来,逐时演变,苟非洞晓本源,则于其递嬗之迹,鲜不目迷五色者,此中国佛教史所以难治也。汤君此著,用力颇勤,取材亦广,惜于印度佛教面目认识未真,故重要处每每考证不得要领。至于推阐义理,尤空泛繁芜,多所失当。有如(一)《四十二章经》之译传甚早,乃因其为上座部之书,受北印有宗之排挤而远播。其所主张,在于'离垢心'得解脱,此属印度佛教中一大潮流,而最先影响于我国思想界者。汤著不详是旨,昧昧以全经宗旨在奖励梵行一语了之(见原著九一页),可谓空洞。

《华严教义章》略解

据当代著名佛学家吕徵大师的嫡传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春波先生说:“吕师未发表的著述还很多,至少有四、五十万字,但都是未经大师审定的学员听课笔记。大师生前不同意发表这些文稿,而经他审定的学员听课笔记绝大部分都已陆续发表了,这次发表的这篇文稿恐怕就是最后一篇了。《华严教义章》是华严三祖法藏的名著,原是吕师教学计划中的必讲之书,本应该详细讲解,但此时的学员已基本上可以自读了,所以,吕师就没有逐字逐句地讲,只是把书中重要的,即具有通论性质的部分做了深刻的讲解。此文就是经过吕师亲自审定的听课笔记。”吕徵先生不仅是当代杰出的佛学大师,而且也是我刊的特聘顾问,生前非常关心我部的办刊工作,并对逐步引深五台山佛教的研究工作作过多方面的指导。所以,我刊曾在八九年1、2、3期发表过三篇有关吕师的文章。本期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经过吕师审定、张先生又加工整理的文稿。在本文中,吕师抓住佛学的根本问题,从判教、心性、修为三个方面对原著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讲解,阐明了法藏华严思想的特色,划分了华严思想与其他宗派思想的区别。特别是还指出了五台山大华严寺高僧澄观国师对法藏华严思想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因此说,本文是研究中国佛学和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于六离合释的解释

本文为吕潋先生未发表之文稿，讲于1963年5月1日，原稿现存于南京金陵刻经处。2009年12月12日，余参访南京金陵刻经处，得见该稿，遂整理以飧学人。

补正与简评:汤著所参与民国教育部“著作发明与美术奖励”的审查资料及其他

本刊第三辑曾刊发拙作《考论:'民国教育部‘著作发明与美术奖励’(1941—1949)'与'吕澂柳诒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审查书’'》。该文针对汤著参评的各个关节、学术奖的整体情形,指出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旁证,也尝试开解各处肯綮。

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

佛学家吕澂先生在1959年秋写过一份材料,其中谈到自己的经历,如何投身于佛学研究和涉足美学研究以及所参与的内学院发展历程中的主要事件和过程,叙述详细平实,史料价值较高。由于有关吕澂先生生平的详细资料已发表的较少,尤其是他自己写的材料,相信此篇材料会对研究近代佛学发展问题和吕澂著作的学人有一定参考价值。

《华严原人论》通讲

吕澂先生系国内外公认的著名佛学大师。去年辞世后,留下许多著述遗稿。这里发表的《“华严原人论”通讲》乃其遗稿之一。由张春波同志整理。

《印度佛学史》序论与第一篇(下)

第五章 佛说--缘起佛说四谛,其实本于缘起。苦谛谓生老病死等苦,则缘起之果也。集谛谓欲爱有爱等染著,则缘起之因也。灭谛谓爱灭而生死解脱,则缘起之还灭也。道谛谓八圣道,则所以还灭缘起者也(四谛解释依《中含》卷七《分别圣谛经》。又《中含》七《拘絺罗经》,就缘起说四谛,可勘)。故尊者马胜举偈告舍利以佛说之要,若曰:“呜呼!如来实说缘生诸法与其因缘灭尽,大沙门如是说。”(此依寺本婉雅译。旧译偈文见于前章。

略评翻印本严译《天演论》译文及校勘

一、严译自标信、达、雅三义，故通途称其精审，然智者之失，亦所在有之 就译名言，其音译者往往异译杂陈而不知抉择。如既译称“颉里斯”矣，旋又称“希腊”；既译称“日斯巴尼亚”矣，旋又称“西班牙”；皆其例也。又沿用佛典旧译者则尤乱。如“乔答摩”与“瞿昙”，“印度”与“天竺”、“身毒”，“涅槊”与“泥洹”，常于同一篇中先后互见，一若不知佛典之最严于区别新旧异译也。

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

大成于隋唐时代的中国佛学，可以天台宗、贤首宗和禅宗的学说为其代表。这几宗的学说虽渊源于印度，但中问经过了融通变比，其基本思想特别是有关心性方面的，是否和印度佛学完全一样的呢？这是要明了中国佛学的特点所应研究的一个先决问题。

杜甫的佛教信仰

唐代,佛教有了一种新的发展,这就是禅宗的兴起。此宗在山林聚徒有时数以千计,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注意,因之它很快就受到控制和利用。先是武则天迎请北宗禅师神秀,尊为帝师;接着,中、睿二宗又崇拜神秀的门徒普寂、义福;其后上行下效,地主官僚、文人学士问信禅成风。开元中,汲汲于功名的布衣杜甫随逐潮流也就成了禅宗信徒。这在他晚年所作的《秋日夔府咏怀》长律里,有很明白的追述。他说:

西藏所傳的因明

印度的因明大成于法称(約620—680)。他所著的七部因明論书是在西藏佛教后傳的初期(第十一世紀末)經俄譯师(Rnog Blo-ldanses rab, 1059—1109)的努力才翻譯完全,而西藏人自己的因明著作也是由俄譯师的三傅弟子法师子(Cha-pa Chos-kyi-sen-ge, 1109—69)开始。法师子住持桑朴寺十八年,作了法称因明論中要籍《量决擇論》的注解,又著有通論性质的《量論略义去蔽論》(这一“去蔽”yid-kyi mnn sel)的題目,后来即为一般启蒙著作所沿用)。其弟子精进师子(Brtsun-hgrus-sen-ge)更恢宏其說,于是桑朴寺成为西藏研习因明的中樞,而一般因明理論也以法师子师弟之說为准則。但是,实际奠定西藏因明学說的基础的乃是薩迦派第四代祖师薩班庆喜幢(Sa-skya Pandira Kun-dgah-rgyal-mothan, 1182—1251)。他从釋迦室利(Sokyasi-bhadra,1204年入藏)

《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

在佛典里,千余年来题着马鸣所造、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和隋唐佛学关系密切的书(隋唐时代的禅、天台、贤首等宗思想的结构及其发展,都受到《起信》的真心本觉说的影响),也是一部来历不明而面目模糊的书。它大约是在北周隋代之间(约公元577—588年)伪托马鸣所造而以译本的形式于北方出现的,但不久即有人对它的译者发生问题。隋代第一部众经目录即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编成的《法经录》,将它编入众论疑惑部,并附注语说: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继而唐初(618顷),吉藏的入室弟子慧均著《四论玄义》,又对《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