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的我国政府再造探究

"无缝隙政府"理论是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拉塞尔.M.林登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强调无缝隙政府是以顾客、竞争、结果为导向的政府。构建无缝隙政府的主要内容就是政府通过一种新型的政府行政结构,根据公众多元化的需求来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服务。基于对该理论的认识,分析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和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府再造对策和建议。

“分户析产制”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长期停滞——兼论中世纪西欧“长子继承制”及其社会影响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为何长期停滞,为何不能演进到新的社会形态,以至于出现近代中国社会的衰落,文明的起承转合在外力的作用下被迫进行。本文笔者基于以往学者对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解开这一困惑之谜,还需以中世纪西欧社会普遍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为比较对象,从中国封建社会"分户析产"这一特殊的社会因子论起。

西北地区族群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透视——以甘肃临夏X回、汉、东乡族杂居村的日常经验观察为切入点

临夏位于甘肃中部西南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一个以回族为主的18个少数民族共同聚居和生活的地方,是国家级民族和谐示范区。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索基层社会公共冲突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基于典型地方实践经验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基层社会的公共冲突问题也愈加凸显、社会稳定和底层秩序遭受冲击。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不断探索出公共冲突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化解了当地的矛盾和冲突,保障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通过对地方实践的考察,不难发现,基层社会公共冲突治理的需要有效的实现形式,且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与一定的条件相关,不同的地方社会催生不同的治理方式。也正因如此,基层社会公共冲突治理有着特殊的路径,如特殊民情的养成、自治传统的发掘、社会组织的发展、现代技术的应用。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维困囿、现实契机与行动路径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见证了中国各族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着全国各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牢固根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民族成分多元的革命老区,而且有别于一般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民族特质显著、发展依赖政策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有机结合,进一步发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革命元素。具体到实践,亟待在审视均衡性治理与国家化整合、政策衔接与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深入探析历史牵绊与现实挑战,把握政策联动、社会巨变、生态治理、文化集成的“后发”优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行动的开展,需要加快产业融合振兴,积极培育“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发挥红色文化与生态文化浸润功能,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有效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扭转民主治理的“少-边-穷”困局。

汉、回、藏走廊与断层线文明的秩序: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地域、民族、宗教、经济与社会关系等所构成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错综复杂的。尤其是在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片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域中。笔者基于在兰州、临夏、甘南这一西北地区的汉、回、藏民族走廊长期生活的经验与日常的走访、观察,体会到存在于这一走廊中的三种文明的断层带上,价值观念、民族关系、现代性等所体现的文明正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而悄然发生着变化与重组。与时俱进地思考与研究这一走廊断层线文明的特性与演变,对于现当代国家建构和实现区域政治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差巴”到“星巴”:西藏土改中的“身份革命”——以拉萨市格老窝村8位“差巴”和1位“朗生”的口述史调查为例

领主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庄园经济与农奴政体决定了传统西藏社会,实质上就是由领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组成的身份符号系统。然而,发端于1959年3月的'土地改革'(泛称'民主改革')推翻了传统等级特权社会,百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分得土地和牲畜。那么,这一身份的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走进西藏农村田野,深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雪乡格老窝村寻访当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人,通过该村9位老人的口述史调查,再现历史的原貌,试图发现关乎土地的底层农奴阶级与上层领主阶级之间的博弈规则与身份再造过程,并以此来认识土地改革作为关节点对于西藏社会历史造型的重要影响。

官民衔接层域的小微权力监督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由多个层级构成、各个层级相互联结的体系。官民衔接层域,既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又是国家治理的薄弱点。官民衔接层域的小微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它存在于官民之间,具有正式体制性权力难以监督而民众又无法监督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结构化产物。进入现代,国家权力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官民衔接层域的治理结构延续下来,其利弊也因此存续,并有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微权力迅速扩张,与此相应的是监督体系尚不健全、监督成效有限、小微权力腐败等问题突出。为此需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有效制约小微权力,以破解官民衔接层域的治理结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