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论日本协议·合意制度及其在法人犯罪中的应用——兼论中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之路径

2016年,日本《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带有司法交易性质的协议·合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以查明共同犯罪为初衷的协议·合意制度,逐渐同法人犯罪侦查与涉案企业合规相结合,发挥着企业防卫功能与刑事告发促进功能。在协议·合意制度之下,日本企业的侦查、审判协助对于检方查明案件事实、获取相关证据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协议·合意制度之下的案件程序分流,也逐渐成为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手段之一。但是,关于日本协议·合意制度,一直存在“使用带有交易性质的侦查方法是否得当”“引入不过度依赖讯问笔录的新证据收集方法是否确有必要”等质疑。受此影响,协议·合意制度在法人犯罪领域的应用及其边界也一直存有争议。对于我国而言,企业合规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在借鉴美国等先行国家利用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等程序分流制度激励企业合规的同时,日本在法人犯罪中适用协议·合意制度对法人问题、企业董事善管注意义务以及企业内部调查机制的探讨也值得参考。在此基础之上,可以结合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多元化实现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作用。

现行犯:一个亟待解释的法律概念

现行犯(flagrant delict)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个法定用语。但是,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像西方国家那样给予现行犯一个明确的界定,而是将其规定为刑事拘留条件之一,致使现行犯概念一直没有引起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足够重视。然而,现行犯观念的缺失,不仅为刑事拘留制度的异化洞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严重影响了对现行犯紧急应对机制的研究。故此,需要以传统刑事诉讼法学中的现行犯理论为基础,对"现行犯"这一法学概念进行学理解读,并结合大陆法系国家现行犯的立法体例,对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犯规定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期可以推动我国现行犯紧急应对制度的发展。

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博伊德案是最重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源头判例之一。博伊德案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在博伊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违法行为的实质"不在于破门而入,也不在于翻箱倒柜,而在于侵犯了个人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博伊德案以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控方行为是否构成"搜查扣押",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个人财产构成了"侵害"。对于中国来说,该判例关于财产利益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报告(2017年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旨在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是一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暖心工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1995年11月9日,中国首家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12月18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自此,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开始由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自发性、慈善性行为,上升为一种制度化的政府责任和法律服务实践活动。经过二十年的砥砺前行,

法律援助制度应当纳入司法改革的大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问题虽有所触及,却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法律援助尽管具有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一般属性,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却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必须将其纳入司法改革的大局予以一体化考虑。如果缺乏健全、成熟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支撑,仅仅着眼审判权、检察权的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根本无法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最终目标。

美国死刑量刑程序研究

美国现代死刑制度以格雷格系列案为源头。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审查的焦点转向死刑的适用程序,并确立了一种两分式的死刑程序架构。即:死刑案件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又分为适格决定和选择决定两个环节。其中,通过适格决定,确定对被告人是否可以判处死刑。其功能旨在限制适用死刑的案件类型和被告人类型。选择决定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事实上应当被判处死刑?其功能则在于对个案中的特定被告人进行个别化的考量,以确定是判处终身监禁还是死刑。

论英国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以加拉格尔案为切入点

在英国,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任何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必须以“合法”和“必要”为前提。2019年初,在加拉格尔系列案的上诉程序中,犯罪记录披露措施是否违反《公约》第8条规定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该案判决中,英国最高法院虽然支持了前科被披露人员的请求,驳回了上诉,但是,法官们对于犯罪信息公开制度是否符合合法性和必要性标准却存在明显的分歧。通过对该案的基本案情、主要争议点、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不同意见的分析,可以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司法裁判文书公开及其限度

裁判文书是司法过程的总结,是所有审判成果的结晶。裁判文书是否公开,释法说理是否恰当、充分、透彻,直接关涉司法裁判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关涉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阳光司法机制”的改革要求以来,各级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生效司法裁判文书成为司法实践的常态。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之一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农业农村新发展

2015年2月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本刊特约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志独家撰写系列解读文章，以飨读者。

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之考量

我国刑事立案程序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住。在我国现行制度下，立案程序的有关规定体现了“甄别案件、区别对待”的思路，而且尤其突出了立案程序对人权保障所具有的法律价值。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现行立案程序规定无论是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是在案件输入、程序分流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陷。为此，在侦查制度强化侦查行为司法控制的前提下，本文试图探寻我国刑事立案程序模式的改革路径。

刑事法官指引机制研究——以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为背景

《人民陪审员法》第20条首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法官对人民陪审员的指引、提示义务。法官对陪审员的指引制度,源于普通法系陪审团制度传统,对于弥补陪审员法律知识的不足、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习惯通过培训的方式解决陪审员法律知识匮乏的问题。但是,以培训的方式弥补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的不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随着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陪审员培训制度的局限也愈发明显。因此,在新的制度背景下,法官指引对于确保人民陪审员审判的公正高效运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境外的司法实践表明,如果法官指引不当,错误的指引可能会影响裁判的公正性。因此,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应当强化法官指引的作用,尽快构建一套完善的法官指引规范和运作机制。

建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支持保护制度是现代化国家农业政策的核心，也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这些年来，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快速增长，农业补贴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宽，已初步构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整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格罗斯普案与美国当前的死刑政策

在美国,死刑的存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2015年的格罗斯普案因事关"注射死刑是否构成残酷且不寻常的刑罚"而成为备受美国社会关注的热门案例之一。由于涉及死刑问题,在裁判过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最终以5∶4的微弱多数裁判上诉人败诉;该案判决后,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一些针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批评和质疑甚至有些夸张。文章以格罗斯普案为例,通过基本案情、主要争议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不同意见来分析美国各界对死刑违宪问题的看法和争议。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做了积极的回应。同时,尚有一些问题还未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地呼吁与推动。已达成共识的问题1.基层需设置法律援助中心。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中心的设置遵循配合法院设置的规律,即每一个有法院的司法行政辖区都配备一个法律援助中心,以满足当地法律援助的需求。

法律援助法的立法进程及争议问题

法律援助法纳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后,具体由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牵头组织起草,并列人2020年度立法丁作计划初次审议项目。2018年10月,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启动立法工作,研究制定起草工作实施方案,组织成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工作专班。11月27号下午,法律援助法起草领导小组第一次X作会议召开,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论律师辩护

律师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但学理上往往侧重于从诉讼结构上进行研究,而少有对其如何加强辩护职能予以细致分析。然而,随着我国庭审模式的改革,辩护律师参与与否及其参与程度直接决定着辩护的效果,并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所以,为了充分认识律师辩护的价值,有必要从微观上对律师辩护补强强嫌疑人、被告人诉讼能力的机理予以揭示。本文不揣冒昧,试论如下。一、律师辩护弥补了嫌疑人、被告人诉讼能力的不足。从学理上讲,刑事诉讼的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任何公民,其诉讼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①自然能力不足。刑事诉讼活动往往伴以强制措施的实施,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暂时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被告人即使有能力实施一定行为,也必然呈现出实事上的能力短缺。即使不受强制措施的限制。

新时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现状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吴宏耀教授访谈

问:2021年《法律援助法》的正式出台,代表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进入“国家法”新时代。作为法律援助研究的专家,请问您认为该法对于法律援助实践有什么突出意义?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整体运行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此外,法律援助质量决定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实效,您对于我国目前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机制有何看法?答:《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之后,该法在全国各地的实际实施状况还有待进一步调研。从整体来看,《法律援助法》是在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大多数条文应该不存在事实上的障碍,其中的制度创新和突破对绝大多数省份并未构成严峻挑战。

新时期我国毒品犯罪治理的理念转型与实践突破

近年来,在持续高压打击之下,我国毒品滥用规模和涉毒犯罪案件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良好态势。但进入“后疫情时代”,毒品犯罪治理也面临着一些新局面、新情况。毒品案件数量的下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禁毒措施的有效。“后疫情时代”的毒品治理必须转变观念,即从注重严厉打击转向多元化社会综合治理。还应通过严格技术侦查的程序规则、规范技术侦查证据的移送和审查程序、出台毒品案件收集与审查证据相关专门文件等突破目前影响和制约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痛点”问题。同时,强化对毒品案件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确保被追诉人获得更加有效、更专业化的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