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响的溯流——谈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隐身的1990年代

洪子诚是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型的代表人物,以往学界多关注他在文学史的独立写作、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史料性工作的开创性意义,较少从学术个性、情感逻辑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系来观察洪子诚的研究转向。作为在1990年代成熟的学人,洪子诚并没有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作为重点,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成为他隐藏的立足点,并以此“终点”为“起点”回溯了当代文学前四十年的诸多“转向”问题,此种方法在洪子诚的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得到更多层次的展开。

对话:胡续冬与“九十年代诗歌”

张洁宇:大家好!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北京大学的姜涛老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冷霜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读一读诗人胡续冬的诗,谈一谈“九十年代诗歌”。我记得胡续冬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90年代诗歌”研究》,他也是最早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当然,他本人,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两位老师一样,也正是1990年代诗歌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今年8月22日,胡续冬因病猝然离世,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谈谈他的诗,谈谈“九十年代诗歌”,也算是对他,也是对2021年的一个告别吧。

“过去的生命”与“大时代”的血——从三则题辞看鲁迅转折期“牺牲”观念的变化

在鲁迅写过的两百多篇序跋中,仅序言就包括了“小引”“题记”“引言”“译者的话”“凡例”“题辞”等多种名目。其中“记”“言”“话”在风格和体量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都是以记叙或说明的句子写成的序或跋。

眼前的革命与远方的“沦亡”——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叶赛宁之死

1925年底的叶赛宁自杀事件在中国经历了从"个人化"到"阶级化"的阐释过程。这一事件的能量在1927年上海、广州与武汉的清党政变相继爆发之际,得到了鲁迅、蒋光慈和冯雪峰等人不同角度的释放。鲁迅对"叶赛宁之死"的思索与他"广州时期"见证过的"恐怖"与大时代中的"沦亡"紧密相关;蒋光慈在叶赛宁身上找到了自己从革命前线后撤之际对"乡情"的精神需要,并对他的自杀作出了哀歌般的描述;冯雪峰在1929年对"叶赛宁自杀事件"不同角度的翻译,体现了他对革命青年普遍的政治苦闷有着从"宽大"到"清算"的态度调整。对"叶赛宁之死"的解释方式的变化,既反映出了大革命后的"阶级批判"话语的生成过程;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文学家在面对革命的风暴时,共通的"苦闷"下对待"痛苦"不同的态度。

从“删诗”到“撤稿”——鲁迅与早期新诗写作伦理的变化(1919—1925)

1919年12月的《晨报》一周年纪念增刊上刊登了胡适的白话诗《周岁一祝<晨报>一年纪念》。然而他的这几首得意之作,在经过了1920年底的“删诗事件”后,唯有《周岁》一诗被剔除在外,没再被收进之后的版本中。所谓“删诗事件”,直到2000年北大图书馆在胡适的遗物中,发现了《尝试集》删改本里有鲁迅在1921年1月15日写的亲笔信,当年鲁迅对《尝试集》具体的删改建议才得以曝光。

"防御""交响"与"大生产"——中期创造社诗论的"调和性"症候

1920年代中期创造社诗人在转向革命文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试图弥合艺术自主说与作者的社会属性之间的龃龉,这一时期的理论建设更多仍是在文学革命的延长线上对原有的主张进行补充式的修正,而非推倒重建.为了防御已有的新诗实绩被"假"的艺术所淹没,成仿吾、洪为法等人对各类革命文学进行有力武断的"打假".为了同时容纳"艺术性"与"社会性"两个互斥的概念,创造社诗人安排了更大话语装置来进行调和,其中一个是"情绪",另一个是"自我".在中期创造社诗论中,郭沫若和何畏较早表现出突破"调和"的观念推进,他们认识到了神秘的"天才创作论"在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生产时代,势必应付不了市场占位和革命宣传的需求.这种颠覆性的论述在创造社青年中并没有成为共识,郭沫若本人的文艺理念与实际创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裂.

从“删诗”到“撤稿”——鲁迅与早期新诗写作伦理的变化(1919-1925)

在早期新诗发展史上,鲁迅为胡适《尝试集》“删诗”与《我的失恋》引发的“撤稿事件”是两个端点,其间的变化象征着新文化阵营走向分化,也反映了鲁迅对新诗写作伦理建构的参与。出于对新诗发展路向上的潜在危机的高度警惕,鲁迅先后将旧文人积习的残余与青年自身的颓唐状态视为诗的“敌人”。他在《立论》中通过对“寿诗”的改写和解构,摆脱了与旧文类的形式相似性所造成的困扰;而他对“阿呀体”的复杂态度背后,则是在新诗批评的舆论场中建构理想的写作伦理的努力。

“歌声很快变成了咒诅”——论闻一多归国后的文化诗学与抒情转向

闻一多在留学期间形成的中华文化本位的思想,包含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物质文化的反抗,以及对中国文化中精神性内容的强调。“气节”“人格”“秩序”成了理解闻一多这一时期精神结构的核心观念。《死水》一诗更是为这种“中西文化”对峙的观念结构提供了完美的解读案例。回国后,闻一多体会到了计划、宣言与施行的实际情况之间的距离,整体的观念与中国复杂的人心之间矛盾,他的抒情方式也出现了由“歌声”变为“咒诅”的变化。本文通过解读闻一多在1925年回国开展文艺活动到1930年投身学术之间的文章与诗作,分析闻一多在“文化观念”下的“格律”主张以及弃文从学的转向。

一个人的“精神化石”——谢冕诗集《爱简》讨论

时间:2022年7月20日下午地点:北京大学培文书院主持人:高秀芹与谈人:洪子诚、孟繁华、姜涛、吴丹鸿、张桃洲、冷霜、张洁宇、孙民乐发现·另一个谢冕高秀芹(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这是一个“秘密”的会议,我们没有让谢冕老师参加。主要是希望大家能放开谈,哪怕检讨和批评。

从鲁迅到殷夫:两代革命青年精神史中的裴多菲

鲁迅与殷夫在1929年因翻译裴多菲而结缘,裴多菲作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密友,既成为他们了解彼此的中介,也为后人读解两代革命青年的异同提供了参照。裴多菲由"感应"到"行动"的精神特质,不仅对应了鲁迅"摩罗诗学"中的核心观念,也与殷夫在《孩儿塔》里表现出的抒情机制高度相似。辛亥革命是鲁迅革命经验的起点,裴多菲式的撒旦诗人神话构成了鲁迅身上挥之不去的"鬼气"的来源。以殷夫为代表的"大革命一代"则以大革命为全新的意识起点,转变前的情感积累同时培养了一种裴多菲式的革命悟性,为意识形态批判准备好了可供否定的对立面。

1920年代中期新诗的“中衰”

在白话诗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研究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17年胡适发表《白话诗八首》到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所构成的开创期,一个是1925年后由新月诗派与象征诗派所形成的白话诗形式的建设期。在这样的对照之下,夹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几个年头就显得格外尴尬,这几年的分期问题也成了早期新诗史的分歧所在。白话诗热闹的尝试期究竟在什么时候告一段落,即使早期诗坛的主力军中也有不同的说法。

“断指”的责备——1920年代末戴望舒的左翼文学经验与态度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戴望舒避难于施蛰存松江小厢楼的"文学工场",不久后出走到北京,从北京回到松江的半年后又迁入刘呐鸥在上海的"花园洋房"。由这一系列的辗转和路径的选择,可以看出他在冯雪峰给"文学工场"带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与刘呐鸥带来的"驳杂的视野"之间的接受过程。本文通过对《断指》的"本事"和"情志"两个层面的解读,发现诗人对."断指"的取用方式很大程度代表了他对左翼文学经验的处理逻辑。而戴望舒在《断指》与同时期的《对于天的怀乡病》两首诗中体现出来的"怀旧""怀乡"的情感状态,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模仿创作了《流水》《我们的小母亲》等无产阶级诗歌之后便中断了尝试。

问题的邀请——评《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

《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由段从学主编,收录了姜涛、余旸、张洁宇、冷霜等多名新诗研究者的文本细读文章。这样清晰的章节排布和小体量的内容设置,一开始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误认:这十三个细读文本就是一个新诗史中经典作品的一次展览解说,参观完就能对新诗史有一个轮廓性的认识。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次'作品的展览',而是一次'问题的邀请'。十三次解读,与其说是对经典作品的再解读,不如说是对'经典问题'的再反思、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