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同人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基于《七月》《希望》杂志的视角

胡风创办的《七月》《希望》杂志不仅继承、发展了鲁迅的斗争精神,坚持以推动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启蒙广大民众投入反侵略战争为己任,而且也通过两刊汇聚了有着共同文艺理念与政治目标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同人群体——胡风同人圈。胡风同人圈作为一个在文艺观念、政治目标上相同或接近的知识群体,有着互为影响、互为支持的显著特质。一方面,同人们为《七月》《希望》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方向;另一方面,胡风也“通过刊物团结一批作家,形成一股力量,把中国的文艺向前推进”,并且这些“志同道合之人”通过《七月》《希望》的同人空间,发表“趋向接近”的文艺作品,表达共同抗敌的强烈心声。同时,胡风的同人圈对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启迪意义。

去蔽与还原:世俗生活的诗意漫游——于坚诗歌的平民意识与精神空间

于坚的诗歌透露着恬淡、闲适、平民式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在他的诗中集中体现为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对存在的关注和对日常生存境况的拷问。这种对诗歌精神的敏锐捕捉和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新认识,使他的诗歌创作找到了生命支点。于坚以平民化的视角对人生和现实存在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并对其在诗歌中蕴含的平民意识进行了充分张扬。

七月诗派的理论基石——胡风的诗学思想

胡风的主要贡献是以其鲜明的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而形成的诗学思想。他的诗学思想主要表现为 :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形态 ;创作主体情感饱满的诗歌观念形态 ;“人诗合一”的人文思想形态 ;形质交融、统一的诗美风范形态等。他的诗学思想对七月诗派的构成、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审美意蕴。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记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张锦池

张锦池教授是第一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他从教四十余年,先后教过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古代文学,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处事原则和教学风格。尤其是他"教学与科研相长,造就学术型师资"的教学理念,影响了几代学人。文章以鲜活的诲人事迹,归纳了张锦池教授对治学、工作和生活的态度,描述了张锦池教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师范境界。

文化融合: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理想图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涌现出一股新诗现代化潮流,其中九叶诗派诗学理论家袁可嘉和唐湜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新诗现代化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现代理想的诗歌图式,其建构的路径是文化融合:即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的融合,以此创造出生态更加自觉平衡的或以原欲型文化为主的含有理性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或以理性型文化为主的融有原欲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这两种诗歌的文化形态应该代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方向。

消费文化的道德规约

在消费社会里,人类的消费活动、消费过程文化意义越来越浓厚,消费文化对人类消费活动的引领作用亦随之明显。文化自身承载着意义,拥有教育功能和批判精神。拟使消费文化发挥更多的积极的导向作用,不仅要发挥文化的积极意义和批判精神,还应强调消费文化的真正正义,使消费文化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表现出一种道德担当。在一个人均资源并不丰厚的国度里,消费既包含文化,也包含道德规约;既包括文化牵引,也涵盖道德自觉。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194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体建设的理论透视——基于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视角

194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体建设呈现出两种走向:即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自由体诗体之路做着优美的飞翔,即以现代化为主体不断地向民族化本土化渗透;二是以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按照毛泽东所推行的工农大众的民族诗体方向前进,即以民族化为主体不断地趋向现代化。这两种诗体建设都是以开放的视角,不断地进行民族化与现代化互渗,并由此促进了40年代民族诗体的发展。

论七月诗派的情思世界与价值取向

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尽管诗人所在地域不同 ,生活境遇和美学情趣不同 ,但在总体创作中却明显地表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 :讴歌抗争 ,呼唤解放 ,展示出一段中华民族苦难风流的心路历程 ;抨击丑恶 ,揭露黑暗 ,在一幅幅呻吟挣扎的祖国母亲受难图中 ,潜伏着深切的忧患与悲愤 ;对革命烈士的歌吟与赞美 ,表现出诗人壮烈的生死观和崇高的人格境界 ;歌咏自然 ,礼赞光明 ,在一脉坦诚而纯真的鸣唱中 。

新文学命名:一种非本体的表述

文学命名表征着一种文学真值的彰显,也就是一种文学审美特征和内容描述的生成与构建。纵观新文学的命名机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新文学命名与集权话语的融合,二是现代消费理念支配下的新文学命名,从而带来的是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命名态势。

主体的张扬: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现当代诗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没有浪漫主义,即使有,也只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存在,或者把它机械地纳入现实主义的主流思潮中,其实这是对其诗学形态的一种遮蔽与误读。浪漫主义诗学在20世纪40年代不但有,而且是作为一种整体的有机的诗学存在,主要体现在七月派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它的理论核心是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为主体,以高扬主体精神为价值取向,执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思想独立,反对工具理性、集体理性对人的奴役与戕害,充分尊重人的个性、价值与尊严,同时也是对于人的异化现象的担忧与部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崩落状态的抵制。由此通过主观情感上的信仰、意志、爱、想象、灵性等途径,寻求自身解放与精神救赎。

真实与训谕博弈: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审美路向透视

中国在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时,忽略或弱化了对现代性批判这一极为重要的内涵,而是强化了对封建主义、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变异,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使它加速偏离经典现实主义的轨道,向革命古典主义方向发展。把新古典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阈,是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也是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政治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的训谕功能。

寂寞园地的拓荒——评罗振亚新著《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

寂寞园地的拓荒——评罗振亚新著《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吴井泉在中国新诗园地里，属于现代派那块领域是寂寞的，虽然它曾结出绚烂的艺术之果。由于历史的偏颇，现代诗派自３０年代诞生起一直命运多舛。半个多世纪来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没有走出毁过于誉的低调儿，...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现代诗学传统视阈下的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建构

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已经形成传统,无论从诗学的历史承继,还是从诗学本身来看,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传统的定型,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反思精神品格的确立,即延安的现实主义、"七月"的浪漫主义和"九叶"的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在反思中得以完成的;二是在于现代诗学话语的成熟,1940年代是一个理论自觉的年代,也是一个诗学高度融合的年代,在这种背景下,三大诗学都各自形成了自足的话语表述体系。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现代新诗的国魂呼唤

人们常说,诗主情,诗缘情,诗尚抒情。就此推论,诗与爱国主义有着血缘关系。因为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一种实践,更是一种赤子对母亲的情感。恰如列宁所说,它是一种“

论新时期诗歌与四十年代诗学的关系

百年新诗完成对古典和西方诗学的双重借鉴与超越,逐渐形成自身闭合的"小传统",并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新时期诗歌和四十年代诗歌在很多地方有共通之处:在处理个人与时代、个体与群体关系等问题上高度相似;在表达情感的同时,追求诗歌的"智性"与"思辨性";重视诗歌的意象手段及其象征性,这些都表明四十年代诗歌是新时期诗歌的直接"影响源"。

训谕性彰显:延安现实主义诗学价值重构

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对训谕性和真实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重构,这是在继承中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诗学模式。其主要理论建构就是把训谕性从真实性中凸显出来,确定了训谕性决定并规范真实性的原则。训谕性的彰显,促进了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成熟,但也陷入了艺术性和主体性缺失或弱化等文化困境。